◎刘大任
发生在三十六年前的十年「文革」。如今提起来，大都淡忘了，回忆前尘，恍若隔世；至于新一代的青少年，听那时的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文革」，只不过是中国历史的短暂一瞬，它产生的社会根源，深刻影响，自有社会学家去研究。笔者仅就寻访到的数据，以五体投地的恭敬心，白描一代爱国高僧茗山法师在那十年中的行迹，供养广大同修，并供研究茗山法师佛学思想的专家作参考。 一、暴风骤雨 一九六六年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如暴风骤雨席卷大地。佛教名山古剎焦山定慧寺，以及定慧寺的方丈、著名的佛教界人士茗山法师，首当其冲，成为「红卫兵」的冲击打倒的对象。 那几天，「红卫兵」喊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破四旧」等口号，轮番冲击定慧寺。他们捣毁一切佛菩萨法像，破坏各处殿堂、法器、庄严、文物、家具。他们把藏经楼上的经典摔到楼下，点起火来就烧。反正，能砸就砸，能烧就烧。茗山法师的房间也遭洗劫，「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捅天花、撬地板、拉床铺、扔物器，弄得一塌糊涂。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在这「大和尚」的房间里并没搜到金银财宝，只有一百多元人民币和几十斤粮票。 最为可惜的是茗山法师几十年读诵的经书，还有大量的文稿信件，从少年起就写起的两大箱日记，统统被抄走，付之一炬。 二、遇魔无怨 「红卫兵」们指责茗山法师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在定慧寺藏经楼上和山门口进行批斗，戴高帽子、坐飞机、晒太阳，挨打受骂，冤枉栽赃的罪名，污蔑诽谤的语言，劈头盖脸。还要反复地写检查、写交待。这一切，茗山法师都以忍辱波罗密对应。 事隔三十年后，他提起这些，如话平常，他说；「当时和事后，我又想我处如此境地应无怨恨。第一，打我的这些人与我并不相干，亦无怨仇，打我是这次运动中他们的任务；第二，这是我自己的业报，我在前生前世打过多少人，也打过他们，这是因果循环的的恶业所感；第三，佛陀说，「代众生受苦」「有情恼我，骂咒打杀等，视若父母悉顺承」我应照佛陀的教导做才是。这样一想，思想就转过来了。」 三、遇难不死 有一天，有人在大殿被砸烂的「海岛」后泥土堆里发现一个机关枪的开关，被报告到「红卫兵」总部，这下大祸临头了。茗山法师被关进一间小屋子里，严加拷问。他解释，焦山在解放前曾驻扎国民党的要塞司令部，这个机关枪开关可能是那时当兵的遗留之物。「红卫兵」们，有二男二女，说他是狡辩、隐瞒，拳打脚踢，又用皮鞭木棍拷打，嚎叫：「交代」！交代不出，认为是顽抗、又打，打得浑身是伤，站立不住。有一男子举起三角刀，要向茗山法师头上插去。他当时心中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准备死了。此时，另一个男子一把托住那个人拿刀的手说：「留他条小命，要他交代！」没有事实，如何交待？接着是更严酷的逼供。 到了这步境地，茗山法师不由地想到死。他躺在稻草上，冒出自杀的念头。日近黄昏，他再一次默念起晚课，这是他出家以来，坚持几十年早晚功课从未间断过的。当念到《大忏悔文》中「若自作，若教他作……」时，想到：「我若自杀，还是犯戒。我是持戒人，怎能杀害众生，我自己也是个众生啊。只好让别人杀吧！」 四、随缘隐修 到了一九六八年秋冬，「红卫兵」们把集中在金山寺文物楼揪斗的近百十名僧尼，全部遣散。僧尼全部离开寺庙，各找出路，或还俗，或转业，或投亲靠友，并责令脱下僧装换起在家人的俗装。 茗山法师无处可去，只得投奔大埂街三圣庵的智开老和尚。而这时的智开，也被赶出三圣庵，住在附近的一间茅草蓬里，里面一木床、一破桌、一竹橱、一水缸、一土灶，两人就挤在一间破茅蓬里，住了下来。他宽慰自己，这才真正叫做住「茅蓬」哩。 这时的茗山法师，每月靠居委会发八元钱生活费度日，曾一度到邮局门口摆代写书信摊子，代人写书信，一角钱一封信，每天写七、八封信，贴补自己和智开的生活。 半年多后，茗山法师从大埂街搬到大盛家巷南首叶宅，租赁了一间小厢居住，每月租金二元五角。在此居住了三年，自烧自煮，自洗自补，自己默默静修。 那时他虽未戴「五类分子」帽子，但居委会对他还是另眼相看，加以监视管制，时不常地被喊去参加学习会、批斗会。每天还要扫巷街。令人无奈的是，要应付一批又一批外调人员，逼供追问焦山寺和佛学院师友、学生的历史情况，他总是抱着不打诳语的原则，心平气和地向他们宣读「最高指示」：「我们应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知道的不乱说，不知道的宁死也不说。 茗山法师在镇江大盛家巷南首叶宅住了三年。又搬至大盛家巷北首一个四合院的小厢房居住，一住又是三年。到了一九七二年，又搬到镇江黑桥西「德元堂」住了六年多。 在这十来年里，茗山法师随缘隐修，素食独身，清凈持戒。他在德元堂，曾先后护理过三位有病的老比丘，照顾他们的饮食、咳痰、大小便，帮助他们念佛往生，作为自己修持的助缘。 五、火中种莲 镇江黑桥西「德元堂」，原是慈善机构，后赠送给金山寺。「文革」中，一部分金焦山的僧人，及一些庵堂的老尼，陆续搬到这里居住，共有十来人，虽都着俗装，但都是出家人，茗山法师到了这里，自然成了众人的依止。在那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十来位僧尼，虽各人自烧自吃，但相处和睦，有无相助，非常融洽。因为同是出家人，自我保护，互相关照。茗山法师可以关上房门放下帐子，看经念佛，有时还谈谈佛法。这里成了非常环境中的非常道场。 那时，残存的佛经很少，都是各人偷偷保存下来的，凑在一起也只有《心经》、《佛说阿弥陀经》、《地藏经》、《法华经》、《遗教经》、《金刚经》、《楞严经》等几种。为了可以不用经本，随时诵持，茗山法师就将几种佛经的经文要义，用四言、五言或七言，摄成偈颂，题名《诸经摄颂》。这部佛学专著，凝聚了茗山法师几十年对这些经典的受持读诵的心血，总摄了每部经典的精髓，朗朗上口，易于记忆，方便自他摄持，字字句句从心田流出，是他几十年修持「戒、定、慧」三学的结晶。 当时，茗山法师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蜗居在小厢房里，光线很暗，半张破桌，没有好笔墨，用毛边纸，手抄了一部《楞严经》。这部手抄《楞严经》一丝不茍，笔笔恭敬，不仅仅是书法珍品，更可以从中认识到他对《楞严经》深刻的体悟，感受到他誓舍身命，护持佛法的人格力量。 在一九七三年初春，寒凝大地，茗山法师竟然在镇江三茅庵举行了一次讲经法会。三茅庵的准和比丘尼，她道心坚固，是镇江唯一的一位在「文革」中仍保持僧装的比丘尼。当时，三茅庵的房屋虽然大部分被其它单位和居民占用，但她在后三间自住的房屋里，仍秘密地设置佛堂，而且经常和道友们在念佛看经。她发心请茗山法师去讲经。茗山法师虽然身处逆境，全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应请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宣讲知恩报恩，护国利民的佛教伦理道德思想。来自镇江、常州、江西等处的尼众和居士数十人参加听经。虽然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但在「文革」期间，能举行这样的讲经法会，实属稀有难得。 茗山法师正是以极大的勇气和定力、坚固的道心和信念、深切的悲心和愿力；以「火中种莲」的精神，在「文革」时期的非常恶劣环境中，在文化的废墟上，播撒佛法的菩提种子，培育爱国爱教的种子。 到了一九七八年冬，茗山法师和前来寻访他的赵朴初会长会晤，两位老朋友劫后重逢，合十唏嘘，共同发愿，为「国运昌隆，佛法重兴」，为「绍隆佛种，续佛慧命」多做饶益，再作贡献。此时，年近古稀的茗山法师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佛教复苏的春天，也迎来了自己「爱国爱教，弘法利生」的「一期生命」的璀灿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