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非洲国家都面临爱滋病的威胁，但是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保护他们民族的荣誉，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竟形成了一种“官方倡导忽略或者公然政治撒谎”的风气。地理学家皮特·古尔德将谎言、自欺及其后果进行了归纳。
在肯尼亚，总统将流行病增长的最初四年用于否认HIV的存在……他威胁取消任何报导爱滋病的外国记者的护照并将之驱逐出境，直到1986年才允许发表最无关紧要的“爱滋病标
准”，同时命令卫生部少报已知病例，或者宣称那些人中许多不是“肯尼亚人”。就在这时，内罗毕巨大娼妓人口中HIV感染率从17%上升到几乎100%。她们顾客的感染率是多少无人知道。
1988年，津巴布韦的一名陆军准将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他立即将爱滋病死亡人数从380人减少到119人，并禁止引用所有有关爱滋病死亡的案卷。官方以这种方式“阻止”了爱滋病的流行，因为不存在任何官方的有关证据。所有有能力进行测试的血库全部禁止按实际发布HIV感染率，这些是国家机密。
一名工作在爱滋病救护前线的乌干达医生被驱逐出境，原因是他发现并如实报告了在坎帕拉医院做产前护理的妇女中超过30%的人有感染。仅仅到了1990年11月，乌干达总统才允许官方承认避孕套，那时已有100多万乌干达人被感染。许多具有第一手经验的医生估计实际的爱滋病发病率在80%-90%之间。
古尔德说的都是非洲国家的事，其他国家照样存在自欺欺人。在泰国，爱滋病“是外国人的事”。泰国男人很少使用避孕套，而妇女则没有机会要求她们的外国顾客使用避孕套，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性旅行家，从欧洲，美洲，或亚洲其他国家飞到这里来，于是瘟疫便通过空中之桥遍布世界。
爱滋病的末日还远远不可预期。不仅有这么多的科学难题必须解决，而且还存在糟糕的资金问题。在发达国家常用的三重组合疗法，一年的费用至少在1万美元到1.5万美元之间，如果患者还需住院的话费用会更高，这在第三世界贫困国家根本支付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