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说，我们应该恭敬隔绝了五欲、隔绝了俗世的沙门。那些应当受到尊敬的沙门，是已经断除贪嗔痴或正致力于断除贪嗔痴的沙门。怎样才能知道，他们已断除贪嗔痴或正致力于断除贪嗔痴？
佛陀解释，他们住在没有事物可供他们取乐于看、听、嗅、尝、触的森林里。森林无贪欲的本质，是诸阿罗汉为何乐于安住其中的原因：众人不悦的森林令人喜悦，无贪者乐于其中，因为他们不追求欲乐。
在此，佛陀是说没有理由礼敬行为不比我们自己行为好的人。在这件事里，那是乐于贪欲和不乐于贪欲之间的差别。贪欲朝向烦恼与轮回前进；无贪欲则朝向清净与断除轮回前进。
又有一次，佛陀向一位村长解释，拥有且花用金钱，等同于追求欲乐。佛陀说：“无论对于任何人，若说金银是适当的，那五欲也是适当的。无论对于任何人，若说五欲是适当的，你可以肯定他所拥有之法是‘非沙门法’，是‘非释迦子法’。”
五欲便是：眼睛识知的色尘、耳朵识知的声尘、鼻子识知的香尘、嘴巴识知的味尘、身体识知的触尘。佛陀把五欲称为不是比丘自己的去处，而是其他人的范围，是魔王能够趁虚而入之处。
换言之，如果我们说比丘拥有钱是好且适当的，常用的藉口是‘很现代’、‘为了善巧方便’等。正如佛陀所解释，事实上这是在说，比丘沉迷于欲乐是好且适当的。
什么是比丘可以寻求及不可以寻求的事物，佛陀很明确、毫不模稜两可地说：“我宣布：需要稻草的人可以寻求稻草；需要木的人可以寻求木；需要交通工具的人可以寻求交通工具；需要工人的人可以寻求工人。但是，我没有说可以透过任何方式接受或寻求金银。”
在此，僧团的创始人佛陀、正等正觉者很明确地说，比丘不能够以任何藉口来接受金钱。而且，他很明确地说，比丘不能以任何藉口来发起或参与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的筹款：甚至不可以叫自己的家人捐钱。
佛陀很明确地说，无论比丘为自己、为僧团或为居士团体、为了买袈裟、为了建僧舍、为了买佛像、为了建图书馆、为了建寺院或为了佛教的利益而寻求金钱，都没有差别：这种行为不可能对佛教有利益，反之对佛教极为不利。
我们可能会很难理解这一点。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支助我们信心的智慧力不足，以及没有正确禅修的体验。如此，我们便会把建立寺院和建立商业画上等号，不明白为什么它们是不一样的。
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比丘可能想要拒绝参与筹款，但居士筹委们可能会对此感到不快：‘为什么他不帮忙？’‘为什么我们必须自己做一切工作？’
此时，比丘应该做什么？当然，最好就是他教导居士们什么是法和律，但又有谁愿意听呢？‘尊者，这不是古印度！’如果这样的话，最好就是一开始，他便没有牵涉在这样的事件里。
如果他发现自己，已经和要求他犯戒的信徒们有了牵扯，他最好收拾起包袱与钵赶快离开：这是为了他的修行的利益，也是为了佛教的利益。
但这样的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本可以变得美满的东西变得一无所有，其原因便是对佛教的利益没有足够的了解。如果原本可以变得美满的东西真的变得美满，这样才会对佛教更好。
如果我们觉得这也太难理解，我们可以问：“佛陀是否会去筹款？”这个问题很难听，不是吗？这个问题便像在问佛陀或其他阿罗汉是否会喝醉酒、或拥有妻子儿女一样的可厌。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行为已经被贪欲污染。佛陀解释：“同样地，诸比丘，有四种污染导致沙门与婆罗门不能发亮、不能照耀、不能散发光芒。是哪四种？饮酒…沉迷淫欲…接受金银…透过邪命获取必需品。”
如上所述，比丘的必需品是袈裟、食物、住所及药品。邪命包括在没有先获得自动邀请的情况之下，暗示及提出要求必需品；要求不如法之物，例如金钱等等；用钱从事买卖，例如买卖佛教用品。
对于这件事的严重性，我们可以透过比丘用钱获取的物品，变成不许可这项事实来理解。举例而言，假设有位比丘给一个居士一些钱，去买书来送给另一位比丘：所用的钱可能是该比丘自己的钱，或是来自他管理的‘佛法基金’。
以任何一种钱买来的那本书并不如法，对众比丘来说是不许可的。当然，如果该居士懂得比丘戒，他便不会接受该比丘的钱。
但是，如果他不懂或是不懂得怎样避免的话，他便可能去买书，然后开心地拿去给另一位比丘，而该比丘也开心地接受这本不许可的书。
然而，不幸地，不只第一位比丘犯了戒，另一位比丘也犯了戒。一位比丘拥有钱，用钱买了东西，这是两项罪，除此之外还腐败了居士。
而另一位比丘，则接受以前面比丘之钱买来的东西（一项罪）。当每次他使用这本书时，他又再犯了同样的罪。
当然，腐败越先进，问题也就变得越庞大，因为每当居士团体筹募慈善基金，譬如刊印佛书、建僧舍或作大布施时，都会收到比丘或沙弥的钱。
如此，整个基金都被比丘的钱污染了，以该基金买来的任何物品，都自动变成不许可的物品。举例而言，以这样受到污染的钱买来的土地，自动变成众比丘不允许住的地方：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但也有极其少数的居士团体，对佛、法、僧有足够的信心，足以使得他们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小事，进而把比丘的钱抽离出他们的基金；想要保持戒清净、认真的比丘，则会远离这些不如法的物品。
这是为什么有些比丘，绝对不去旅游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如果他们住在这样不如法的寺院里，他们便会犯戒。
而且，比丘又怎么能够知道某某地方的必需品，并不是用受到污染的钱买来的呢？这是非常困难的。又有哪一位居士，胆敢拒绝比丘捐的钱呢？他肯定不敢得罪僧团的成员。
无论以任何藉口，一旦僧团接受、执持与管理金钱，便会对每个人都造成问题；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这样的话又怎么可能会有善业？
能够基于‘慈悲’来犯戒的唯一方式，便是误解慈悲。难道人们不是时常会看到，居士对比丘们感到不满、生气、甚至厌倦？就像佛陀时代的居士，他们也同样地失去信心。
但是，不幸的是，失去信心、不满与生气等等都是不善法。正如佛陀的预言，对比丘来说，想要持戒清净的话，在许多地方都是不可能办得到的，而且在一切地方，这都逐渐变得越来越难了。
很显然，佛陀并不把有关金钱与买卖等戒条视为小戒，因为佛陀形容接受钱与花用钱为黑业，其业，黑得好像醉酒与淫欲一般的黑。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都拥有同样的根：贪欲。
做这四种事任何一项的比丘，显然已经迷失了，在离开俗家出家、以追求灭除痛苦与轮回之后，他却走向更苦与更长远的轮回，甚至会投生到地狱里。
有一次，一位比丘刻意拔起一束古沙草而犯了戒，说道只需要过后忏悔就好了。他受到佛陀严厉地谴责，当时佛陀说：“犹如不握好古沙草就会割伤手，胡乱的出家生活，拖该人进入地狱。”
佛陀便是因为比丘刻意拔起一些古沙草，而诵出这不祥的偈。那么，到底在金钱方面会更严重多少？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戒律显然并非佛陀随便制定的戒条，不是只为了符合古印度的封建习俗：佛陀不会依据这些肤浅的原则成立僧团与制戒。
社会文化因素对佛陀所制的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戒律与抑制欲望、诸漏有关。戒律（在文字与精神方面），对比丘个人的八圣道分修持非常重要。而比丘个人的八圣道分修持，则对佛教的清净非常重要。
佛陀说：“诸比丘，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这一切组成三学。”它的意思是：所有的比丘戒，都涵盖在三学之内。
换句话说，佛陀很清楚地说明，戒律是无法与禅修和智慧分割开来的。比丘的三学，不能够变成二学或一学。
当然，只有在实践戒、定、慧三学之下，这一切才会变得明显。不然的话，一切都显现为只是种种的概念。
然而，对于勤修止观禅法，以便证悟涅槃的比丘来说，他肯定会了解到，在文字与精神两方面都持戒清净，是要获得任何成就的先决条件。
实践比丘三学的比丘，他肯定会了解，即使因为粗心或漠视而犯了最小的戒，这也会使得他无法获得修行增上心与增上慧必须具备的心之宁静。
除非比丘个人能够培育增上八圣道分，不然出家又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出家，过后却藐视导师的话？
这就像参加陆军，过后却拒绝服从命令，拒绝接受兵士的训练，反之坚持穿着军服的兵士应该插花，以及唱有关恋爱的歌：这是第一等的迷惑。
再者，比丘众实践他们的三学，是清净佛教的根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存与传承正法。这是缘起法则：缘于比丘众忽视三学，正法消失了。
比丘已不存在，存在的是驴子。佛陀说：“诸比丘，假设有一只驴子紧跟着一群牛的后面，心想：我也是牛！我也是牛！但是在颜色、声音或足蹄方面，它跟牛不一样。
这个只是紧跟着一群牛的后面，心想：我也是一只牛！我也是一只牛！同样地，诸比丘，有某比丘紧跟着比丘僧团的后面，心想：我也是比丘！我也是比丘！但是他却没有意愿想要实践其他比丘拥有的增上戒学、或增上心学、或增上慧学。
他只是紧跟着比丘僧团的后面，心想：我也是比丘！我也是比丘！因此，诸比丘，你们应该如此训练自己：我们必须有坚强的意愿，想要实践增上戒学；我们必须有坚强的意愿，想要实践增上心学；我们必须有坚强的意愿，想要实践增上慧学。你们应该如此训练自己。”
这些是佛陀的话。如果我们正确地禅修，以及恭敬地学习佛法，这件事就会变得很清楚，而且很容易明白：它甚至不应该成为一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