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为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之一，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经过短暂的碰撞，就迅速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与原有的中国文化——儒、道文化相辅相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主要力量。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相交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政治文化。可以这样说，自两汉以来，无论是王朝的更替，还是社会的变迁，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都能看到僧人的影子，都能感觉到佛教的色彩。
一、 佛教与中国帝王
从佛教的发展来看，佛教与中国国家的命运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佛教与帝王的关系上。从佛教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它就与中国的帝王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这种缘表现的或深或浅，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自三国两晋南北朝，在中国的帝王中，还没有一个人能绕过佛教而治天下。下面是涉足佛教较深，并且对佛教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位帝王。
1、汉明帝夜梦金人，*轮初转中原大地，汉明帝起了重要作用。汉明帝刘庄是中国东汉时期的第二位皇帝，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公元57－75年在位，年号永平。相传，汉明帝在公元64年前后曾做一个梦，“夜梦金人，身有日光，飞行殿前，欣然悦之。”第二天，传问群臣，问：“此为何神？”有臣答曰，此神即“佛”。于是，就有了蔡愔、秦景出使天竺(今印度)寻佛的史实。因为蔡愔、秦景的出使，最后就有了天竺高僧摩腾、竺法兰来中国，就有了白马寺，就有了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由于汉明帝的一梦，从而促成了中国向西方求法，佛教也开始在中国展开了新的一页。可以这样说，佛教第一次与中国结缘，就是先通过帝王开始的。
2、梁武帝虔心向佛，不做君主，做法王，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梁武帝萧衍是中国第一个信佛的皇帝。他活了八十六岁，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国。不但修造了大量佛寺，而且还翻译和撰写了大量佛教著作。他礼请达摩祖师东来传法，不仅促成中国禅宗的产生，在佛教僧制的中国化和佛教素食方面也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位期间，多次召集佛法大会，并亲自讲经说法。晚年，甚至还抛弃位高权重的皇帝不做，四次舍身同泰寺为佛子，自愿服务众生。成就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景象，可以这样说，没有梁武帝，就没有江南大地佛教的繁盛。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与佛教渊源最深的帝王，就是梁武帝。
3、唐朝武则天少年出家，当政后崇信佛教、广修寺院，使佛教在中华大地迎来了鼎盛时代。武则天十四岁时，曾经在感业寺出家，后来再度入宫，并于公元690年，当上皇帝，独揽一国大权。武则天对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她敕令开凿敦煌石窟，敦煌巨大的弥勒佛石雕，就是在她的执政时期完成的。另外，武则天对于僧团的敬重，也是历代皇帝无可比拟的。华严宗的祖师法藏、禅宗的北宗祖师神秀，都被武则天敕封为国师，甚至禅宗的南宗祖师惠能大师也受过她的礼敬。另外，武则天在佛学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佛教徒常念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就是她撰写的。武则天对佛法有极深的造诣，还为经典做过注解。佛教在唐朝能被如此地发扬光大，与武则天的大力推崇不无关系。
4、宋太祖赵匡胤遣使求法，《大藏经》初刊问世，为佛法在后世的弘扬奠定了文字基础。宋太祖即位(公元951年)之初，即对后周世宗的废佛令予以停止，一反前代的政策，给了佛教以适当的保护。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为恢复被北周重创的佛教，他首先度童子八千人为僧，并建立译经院，并制定一些规章，如译场人员设译主、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参详、证义、润文(后更设译经使)等，组织比较完备，第一次将佛典翻译列为国家事业之一。宋太祖赵匡胤对佛教的最大贡献是命内官张从信赴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大藏经》的刻制历十三年，总共完成四百八十函(也就是有四百八十个书套)，五千零四十卷。这是用木刻板印制《藏经》的开始，它后来成为中国一切官私刻藏经的范本，来传到高丽、日本，成为朝鲜、日本刻藏的共同准据。宋太祖木板印刻《大藏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印刷佛经，它为明清更大规模地印刷《藏经》开创了先河。
佛教与中国帝王的渊源当然不限于这些。隋文帝广兴佛事；李世民玉华宫赞法；一代天骄马吉思汗“以佛治心”；和尚皇帝朱元璋把法事视为国事；雍正自称和尚和野僧；慈禧太后号称老佛爷。可以说，与佛结缘的帝王曾出不穷。当然，缘有善恶，与佛结“善缘”的帝王兴教弘法；与佛结“恶缘”的帝王带来法难。比如：“三武一宗”灭佛 (北魏太武宗、北周武帝、唐代武宗、五代周世宗)。总之，佛教与中国帝王之间关系，大体表现为“既冲突又相辅”的格局，一致的部分表现为：弘扬佛教，拉拢僧侣；冲突的部分表现为：对佛教毁灭与对佛教徒的迫害。
二、僧侣与宫廷社稷
自佛教传入中国，僧侣与宫廷的往来就没有断绝过，他们用佛家的智慧引导朝政，影响帝王。他们有的因辅弼朝政，被尊为国师；有的转而出仕朝廷，迁为宰相。可以说，两千年来，对国家政治有深远影响的僧人历代都有，有的甚至对国家的前途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一位法师登上帝王宝座。在历代著名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缘分最为深厚，他原来是一位沙弥，最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朱元璋是濠洲钟离(今安徽凤阳)人，自幼家贫。17岁的他入皇觉寺为僧。公元1352年，郭子兴起义，他毅然投奔，加入起义军。郭子兴死后，他被推为首领，在连年的征战中，他注意网罗各方人才，力量逐步扩大。1368年，终于灭掉元朝，在应天(南京)即帝位，建国号洪武，成为大明皇帝。朱元璋登基定鼎以后，“托身于寺四年，常思之”。首先重建了自己早年出家的皇觉寺并设僧录官主持，颁降龙兴寺印。由于明太祖和佛教的这些因缘，在他即位之后，极力建寺度僧，印制经书，对佛教护持有加。
2、三位法师被钦定为宰相。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曾出现过三位宰相级的法师。《佛祖通载》(元释念常撰)载：有沙门慧琳者，以才学得幸于帝，与决政事，时号“黑衣宰相”，是为沙门参政之始。南朝刘宋王朝时期，宋文帝刘义隆礼请慧琳法师为宰相，政治清明，国运强盛于一时，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缁衣宰相”，意思是以出家人的身分来辅佐朝政的宰相。唐朝时，唐太宗召令明瞻法师入内殿，盛馔供养，并向他请教古来明君安邦定国之道，他为太宗陈述以“慈救”为宗的方法，太宗大悦，封为帝相。“贞观之治”的盛世，明瞻法师以善识治国之方，闻名于朝野。最有名的“缁衣宰相”要算是明代的道衍法师。道衍法师俗名姚广孝(1335-1418)，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十四岁，削发为僧，法号道衍。四十八岁时，经人举荐，入燕王府辅佐诸侯王朱棣，最后帮燕王夺得天下。燕王朱棣鉴于道衍法师在“靖难之役”中的贡献，不但“论功以为第一”，还封为“资善大夫”，而且赐名广孝，受封“荣国公”，位及宰相。
3、五十多位法师被封为国师。国师，是我国历代封建帝王对于佛教中一些学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封号。据《佛祖统纪》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公元550年)，诏高僧法常法师入宫讲《涅槃经》，尊法常法师为国师；“国师”之名由此之始。自法常法师开始，1500年间，先后有52位法师被不同朝代的帝王封为国师。南朝陈宣帝封天台宗智顗为国师；唐代高祖封智满为国师；禅宗中的神秀法师，历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皆号为国师。嵩山老僧慧安被称为老安国师，慧忠被称为南阳国师，知玄被称为悟达国师，无业被称为大达国师。元朝时，世祖封海云法师为国师；明代朝廷沿用元制，封喇嘛为“帝师”、“国师”等尊号。永乐五年，封西僧哈立麻为如来DB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使其领导天下佛教，其徒孛罗等皆封为大国师。洪熙元年(1425年)封智光为大国师。清初世祖敬重禅僧，顺治年间，诏玉琳法师入宫说法，并赐紫衣及国师尊号。
4、不计其数的出家人影响了国家政治走向。佛教对政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法师对帝王的影响上。“为帝说法，福德遍及一切生灵”。南北朝时战乱频繁，石虎、石勒雄据北方，嗜杀成性。西域高僧佛图澄军营中会见石虎、石勒，对他们现场说法，石虎、石勒从此一改残暴的本性，并拜佛图澄为师，凡有国事都请教于佛图澄。此后，对国家政治深具影响的出家人更是层出不穷。释道安追晋室过江，后又利用苻坚对自己的信任，力劝苻坚不伐东晋；释僧慧以“协道匡世，补益之功”被称为“秃头官家”；释玄畅为宋文帝太子师，“弘道济物，广宣名教”；玄奘大师接受太宗的国事咨询；玄琬法师受朝廷礼请，拜为太子太傅，传授爱民之策。据《高僧传》(梁·慧皎)、《续高僧传》(唐·道宣)、《大明高僧传》(明·如惺)载：自两汉至唐就有摄摩腾、竺法兰、严佛调、支曜、昙翼、道壹、慧永、僧睿、僧慧、慧通等114位高僧与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有过交往。“太宗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有的甚至达到称兄道弟的程度。这些曾与帝王亲近的法师，在兴国安邦方面，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三、佛教对权力的依附
佛教的发展离不开政治。任何一种文化，包括宗教在内，在传播过程中总是要想方设法争取统治者的理解与接受，以得到他们的支持，扩大影响。两千多年来，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总体上说，是一种依附关系。这种依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理论上：寻求与儒家文化的一致性。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其正统思想以儒家为主。佛教传入中国，它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不可免地要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为了佛法的弘扬与传播，历代僧侣不断作出妥协。对佛教主张的“出世”、“不敬王者”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之间的矛盾，采取妥协和顺应的方针。一是接纳孝道思想，并把孝道纳入到佛教伦理体系中。翻译和重解《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二是修改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改为人皆有佛性。尤其是大乘佛教兴起以后，提出了佛法和王法“二法不可违”，并以《宝行王正论》和《劝戒王颂》宣扬佛教的尊孝与忠君思想，最大限度地调和了与儒家伦理的矛盾，也标志着中国佛教对帝王正统文化的依附。
2、思想上：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此语出自东晋高僧道安法师。在佛教东传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皇权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高度的封建王朝集权制，王权高于一切并决定一切，无论何种宗教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均听命于王权，均要求为封建王朝服务。僧侣们在弘法过程中，深感皇权统治在中国的地位与威力，于是发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感慨。鉴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沙门高僧基本上都小心翼翼地与政治权贵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亲则近之，不亲，则敬而远之”。
3、导向上：帝王即佛。把帝王视为“现世佛”，这一提法出自北魏统摄僧徒的“道人统”法果和尚。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了利用皇权“弘我道法”。许多高僧大德都在寻觅利用皇权的最佳方式。“帝王即佛” 论，可以说是利用皇权“弘我道法”的最佳体现。北魏道武帝(386－408)时，统摄僧徒的“道人统”法果和尚为了佛教的弘扬，发出“帝王即佛”、“能鸿道者，人主也”、“圣上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敬礼”、“我非拜天子，乃是拜佛耳”。法果和尚第一次弥合了教权与皇权之间的鸿沟。不仅使君主的崇高在宗教界获得了承认．也为佛法的弘扬在中国找到了最大的依靠，从而奠定了我国佛教活动中突出政府领导的特征，实现了教权与皇权在理论上的初次结合，为佛教的弘扬与传播扫清了权力上的障碍。
4、行为上：把帝王雕琢成等身佛像。以帝王为原型雕凿佛像，是佛教依附政治最现实的表现。自南北朝至唐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以帝王为原型的佛教造像。北魏文成帝登位，于兴安元年(452年)大造佛像。“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下、足上各有黑子同帝体上下黑子”。“高宗咸享三年(672) ，于龙门石窟中造卢舍那佛，类于中年妇女，与武氏方额广颐相合”。“等身佛”的出现，使佛与帝王在形像上的合二为一，佛教给君王赋予了同佛一般的尊贵和神圣，宗教崇拜与皇帝崇拜通过“等身佛”巧妙地结合起来，完成了佛与帝王的统一。“等身佛”是佛教依附政治的表现，也是政教合一的体现。它显示着佛教的国家性格和世俗化，也为佛教在中华大地的传播正式地铺平了道路。
四、政治对佛教的利用
在中国君主社会里，佛教依附于政权或政治，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政权与政治的生存也从没有离开过佛教的支持，因为佛教作为第一支外来宗教，除宣扬对佛的崇拜，还宣扬遁世思想，这种教义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来讲，是一贴温凉剂，不仅有利于对百姓的教化，也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因此历代统治者当政后，大都倡导与利用佛教。
1、利用佛教的四大皆空、慈悲为怀和因果报应，培养顺民。政治就是管理民众、维护社会稳定；佛教的宗旨是教化众生、净化社会；政治希望人人能够安份守已地生活；佛教要求人人能够慈悲喜舍的做人；政治是金刚怒目，要人人守法；佛教是菩萨低眉，要人人自律。它们在教化民众方面有一致性。正如佛教典籍《传戒正范》云：“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能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国。其为王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历代帝王就是看中了佛教的这一点，大加利用，化导边远、消除怨恨、感化顽强。自两汉到明清，二十八个朝代，没有哪个朝代不是倡导佛教的，其用意即在于此。
2、利用信徒对佛的崇拜，宣扬自己是佛或菩萨。凡宗教皆有崇拜。或崇拜某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人，或崇拜抽象的、彼岸的某一个神。佛教崇拜本师释迦牟尼佛，崇拜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崇拜其他的诸佛、诸菩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帝王们常利用这种崇拜，自命为佛或菩萨，以笼络民心。梁武帝自号“皇帝菩萨”；隋炀帝则自称“总持菩萨”；武则天称自己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明武宗把自己封为“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乾隆自称“佛心天子”；慈禧自命“老佛爷”。这些自号与称呼，都说明了王权对神权的利用，即帝王们对佛教的利用。
3、建立僧官制，笼络高级僧侣入宫，畜养“御用僧人”和“吹鼓手”为政权服务。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出现“缁衣宰相”和众多的“国师”，与僧官制很有关系。僧官制是封建王朝为管理佛教事务而建立的制度。该制度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此后各朝沿袭了这种做法。一个王朝建立之后，都设立一个部门，这个部门的任务是编制僧尼户籍，制定寺院建制、发放度牒，任命下属僧官以及寺庙住持。部门内的管理人员多由僧人组成，主要负责人由皇帝直接任命。僧官制是皇权笼络高级僧侣最基本的形式。僧官制中的最高统领叫“僧正”或“沙门统”，有的“僧正”和“沙门统”官至宰相级。“僧管制”使王朝对佛教的管理趋于行政化、皇权化、官僚化。最后，一些僧官大多成为“御用僧人”和“吹手”。如：唐中宗载初元年(689年)，十名宫廷僧人伪撰《大云经》，说“有一天女，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也就是说女人照样可称王称帝。三个月后，武则天就以“弥勒佛降生”，下诏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周，君临天下。僧人彻底成为政治的工具。
4、利用度牒买卖增加财政收入或中饱私囊。佛教在印度原本没有度牒制度，传到中国后，由于僧尼出家可以免除赋税、徭役，自南北朝，政府开始对僧尼登记造册，建立僧籍制度，到了唐代，发展为朝廷正式向入册僧尼颁发资格证书——度牒，度牒制初步建立起来，到了唐中宗时期，由于要求出家的人太多，政府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办法出售度牒。唐代，一道度牒要价百缗。一缗是一贯钱，即一千文，百缗是十万文。按当时市价，一文钱可以买一个烧饼，若烧饼价值人民币伍角，则当时度牒价格相当于人民币5万元一道。由于度牒的含金量很高，以至于一些达官贵人通过度牒的到卖，捞取钱财。到了宋代，度牒买卖更是盛行。苏轼做杭州知府时，曾作《奏户部拘政度牒状》上书皇上，要求通过买卖度牒的方式筹集资金，用于西湖的维修。朝廷批准了他的要求，并给了一百道空白度牒的指标，让其销售。这种通过度牒买卖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一种延续到清代。
总的说来，佛教与政治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是纠缠不清的。佛教的慈悲、包容、济世精神，让中国的历代帝王无法回避与舍弃佛教。政治的强势、专制、集权，也让佛教不得不依附它，可以这样说，佛教与中国历代政权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附和相互利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