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桓、灵之世，安清、支谶相继来华，佛经传译逐渐兴盛。至汉献帝时，计有中外译师十人，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安息系统，二是月支系统。安息系统译师有安世高、安玄、严佛调，是小乘学派，译传小乘典籍，而以禅法为主。其中以安世高为最着，所译大小《十二门》、《修行道地》、《明度五十校计》、《佛印三昧》均为禅经，尤以《安般守意经》为中土最初盛传之禅法，是说调息安心之“数息观”。月支系统译师以支娄迦谶最为卓着，所译《般舟三昧》、《首楞严》二经，是大乘禅法中最有代表性的两咱。于汉晋间，前者有两译，后者凡七译。支曜出《成具光明定意经》，亦是大乘禅藉，有二译。“般舟”意为“佛现前”，宣称得此三昧，十方诸佛悉立于面前，此为《般舟三昧经》所说之义。《首楞严经》说入此勇健定，能统摄一切佛法，具有不可思议之神秘力量。
禅法传至三国，仍为两支。安息系统世高之学，传于弟子韩林、皮业、陈惠，而再传于康僧会。惠、会二人合注《安般守意》，弘传小乘禅法，月支系统大乘禅法，由支谶传支亮，再传于支谦。支谦为三国着名译师，号曰“智囊”，改定《首楞严经》，又译《慧印三昧经》，宣扬修持慧印禅定，能得无上智慧，诸罪绵除，来世成佛。
两晋时期，禅经之译传，续出不绝。两晋时宾文士竺候征若，携《修行道地经》至敦粕，遇支月沙门竺法护，共与演之，出译此经。竺法护又译《勇伏定经》、《身观经》、《法观经》等禅籍，通行于世，使修习禅法僧人日渐增多。西晋康法朗弟子令韶，特善禅教，每入定竟数日不起。僧光游想岩穴，志得禅慧。东晋初南渡僧人竺僧显、竺昙猷、支昙兰等人，皆以精于禅法着称。蜀地有广汉阎兴地贤护，以禅定为业。蜀郡石室山法绪，常处石室，且禅且诵。江南禅法之流行，于此可见。
东晋时中国北方有五族十六国先后继起，其中北凉禅法在晋末最盛，而禅经之译传则以后秦为多。后秦鸠摩罗什译有《坐禅三昧经》、禅秘要经》、禅法要解》、《思惟要略法》、《菩萨呵色欲法》，对当时禅法起很大作用。其影响所至，波及江南。但是随着佛教深入发展，一些禅僧渐感昔时禅法不够系统，又无人专事传授，因而希望有新禅法传入。憎曾从罗什习受禅法，感到“此土先出《修行》、《大小十二门》、《大小安般》，虽是其事，既不根悉，又无受法，学者之戒(指制约)，盖阙如也”(《关中出禅经序》，载《出三藏记集》卷九)。庐山慧远亦因江东阙禅法，使弟子西行求之。虽得罗什所译《禅要》，尚不满足。是时，西行求法之人群起，此中智严自凉州西到宾，从佛大先谘受禅法。佛大先其人，乃西域之后，禅训之宗。其高足弟子佛陀跋陀罗，以禅律驰名当时，遂被智严邀往长安，大弘禅业。因事被摈南下，入庐山应慧远之请译出《达磨多罗禅经》。是为宾禅籍传入中国之始。此经重在宣说不净观，兼说数息观。慧远禀受此禅，知名当世。其弟子法安等人在新阳讲说众经，兼学禅业，昙邕与弟子昙果在庐山营立茅茨，澄思禅门。自此宾之禅流布江左，泽被后世。
东晋以后，进入南北朝时期。南朝禅法，包括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到陈后主祯明二年(588)，在南方宋、齐、梁、陈四代之禅法。北朝禅法，包括从北魏明元帝泰常五年(420)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在北方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代之禅法。宋齐时代之禅法，以宋初为盛。当时以宋都建业为基地所传之禅法，属宾之禅。此禅法译籍日多，践行者日从。佛陀跋陀罗弟子慧观、宝云均一代名僧，共住道场寺。观作《不净观经序》，云译《观无量寿经》，均弘定业。宾昙摩蜜多特深禅法，自凉州经蜀至江陵，于长沙建立禅阁，元嘉元年(424)到建业，译出《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观寿虚空藏菩萨经》、《五门禅要用经》、《观无量佛经》、《禅秘要经》(后二本阙佚)。并大行禅业，学者远集，号曰大禅师，亦称连眉禅师。僧审从受禅法，曲尽深奥，审传慧嵩，沮渠京声是北凉王沮渠蒙逊之从弟，曾在于阗从宾佛大先受禅，北凉亡，于宋初奔建业，译出《观弥勒上生经》、《治禅病秘要经》。宾求那跋摩由师子国到广州，入建业讲《法华》、《十地》、善于禅法，入禅常累日不起。宾佛驮什，于景平元年(423)至建业，译出《五分律》，兼达禅要，未及弘阐而去。宾系禅法还有凉州玄高传之。玄高幼在长安从宾佛陀跋陀罗习禅，妙通禅法。为陇西着名禅师，而后游化于北魏，“出入尽于数随，往返穷乎还净”，其禅力之深，人莫能衣。太平真君五年(444)为魏主所杀。其上座弟子玄畅逃往建业，以其明经通禅，且善占卜，无不验，故能耸动帝王达官，名显于世。寂于齐武帝永明二年(484)。玄畅门入法期，十住观行，所得有九，唯“师子奋迅三昧”未尽。玄高又一弟子玄绍，究练诸禅，神力自在。刘宋初期及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前后，宾禅法行于南北，多有着名禅师传持。
梁、陈之世，禅业微薄，原自宋末以来，江南僧人群趋义学，外国僧人来华甚少，禅法亦随之而衰落。荆、蜀稍有行者，亦是鳞爪之介。唯慧文一系之禅法，由北而南，最后定居于浙江天台山。其传承自成一系。慧文是西魏、北齐时着名禅师。其禅法远以《安般守意经》、《般舟三昧经》所述禅意，而以般舟系大乘禅法为其心要；近取北地六家禅师明、最、嵩、就、鉴、慧用心之法而予发展；以三论师观行为基础，兼取瑜伽师之观行，提出多用觉心之禅观方法。其徒慧思，从受观心之法，悟法华三昧之旨，践行随自意三昧及四安乐行。着《大乘止观法门》、《诸法无诤三昧法门》、《法华经安乐行义》、《随自意三昧》、《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慧思之高足智，禀受安乐行，得入法华三昧，发旋陀罗尼，照了法华，如高山之临幽谷；达诸法实相，如长风之游太虚。着作甚多，立一大体系，成为后来隋代所建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思、二师，于衡岳、天台一带弘扬禅法，使陈朝禅业不甚寂寞。
北魏禅法，在其初期传布很广，宾禅较为流行，其间以玄高为最着，前已述之。到太平真群七年(446)太武帝毁法之时，稍至衰歇。几年以后，文成帝即位，明令重兴佛教，禅法为之一振。至孝文帝邓位，禅法大行北土，历久不衰。其禅风特点大凡有三：一是一般僧人悉皆禅讽，不以讲经为意，至使坐禅者不明经义，徒事修持。二是禅居石窟与山寺之风盛行。坐禅僧人，宜栖穴处，则凿窟以为禅居。当时鹿苑凿石窟以供僧寂尘，于武州凿石窟乃为禅居，俱在平城郊外。孝文帝迁都洛阳，又于龙门凿山造窟。建立新禅寺，往往设在山区，其中以嵩山最为典型。太武帝时，僧周已居嵩山头陀坐禅，此山渐为禅僧集居之地。其后坐禅师创立嵩阳寺，集众虔诚禅寂，六时靡辍。又有少林、间居、栖禅诸禅寺之创建，使嵩山之禅法誉遐迩，流芳后世。三是印土东来之大师所授禅法，均有其理论根据。北魏后期着名禅师佛陀扇多和勒那摩提所受禅法，当属瑜伽师宗。另一禅学巨匠菩提达摩所授禅法，源出性空之宗，兼有瑜伽禅意。
北魏之禅法，上承北凉、后秦之脉络，下续隋唐之法绪，继往开来，替相转递，终于在其冶炼禅法之熔炉中，酿出一股新的禅流，即达摩禅法，自菩提达摩由南天竺东来中土，传其禅法，另辟新径之后，中国乃有如来禅与祖师禅之分。凡诸经论所说之禅法，名如来禅；后秦鸠摩罗什所译之禅经，为其初传之禅籍。祖师禅则是以经论以外之禅法，祖祖以心传心，心印相递，不立文字，即是菩提达摩初传禅法。菩提达摩大师，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深。其讲《楞伽》乃是宋译四卷之本，谓依“南天竺一乘宗”，即上乘《般若》法性之义，亦即取法于大乘虚宗。大乘虚宗，以无分别智，无所得心，悟入实相。依此正观，立证菩提。《楞伽经》虽为法相有宗之典籍，属瑜伽之学，但内容，着重于破除妄想，遣荡一切诸相，显示体用一如，即真如法身，所明在无相之虚宗。又达摩壁观之谓，乃真俗不二之中道。壁观者，喻如墙壁，中直不移，心无执着，遣除一切执见。以无着之心，契彼真实之理。正是中道所诠之实相。此为达摩所修之大乘禅法，名曰壁观。其教法之主旨是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与时不合，遭传经律之人讥谤，门下只有慧可、道育二人竭诚事奉，经四、五年，达摩为其精诚所感，诲以“二入”、“四行”之法，并四卷《楞伽》授慧可以为印证。慧可传璨禅师、那禅师等人，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或言或行，亦以四卷《楞伽》为其心要，其后达摩禅法之传承，门叶繁茂，成一学派，名曰楞伽师。续及隋唐，立一大宗派，即是禅宗。北魏后期，达摩禅法一脉，是一主干，影响最大。其主要禅籍有《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二入四行论》、《少室六门集》等。
北魏至孝静帝，分袭为东魏和西魏。二魏之时，禅法之传承，达摩一系仍着。慧可于东魏天平元年(534)到邺都(公河南安阳市北)大弘禅法，达三十四年之久，但因屡受异派学者迫害，其后流离于邺卫(今河南安阳、汲县)之间，其禅法影响渐至消沉。慧可传法，承达摩“理入”之旨，深信一切众生具有同一真性，如能舍伪归真，就是凡圣等一之境界。指出生死无差别之义理，直显达摩正传之心法。
上接东、西二魏，即是北齐、北周二朝。慧可于北齐天保三年(552)授法于弟子僧璨，但可、璨二师于时传法影响不及僧稠。北周武帝毁法时，僧璨往亚地舒州(今安徽潜山)司空山，十余年无人知之。后来僧璨南住皖公山，传法修禅，广弘定业，遂使禅法极盛于南地。
北齐禅师，僧稠最着。其禅法依《涅·圣行品》四念处法以修心。此法观身、观受、观心、观法，其阶籍所由，步骤井然，故情事甚显，易于领会，遵行者众。僧稠之禅法，原在北魏末期业经弘传，于嵩岳、怀州、邺城各地练众千百，与达摩一系禅法并行于北土。入齐以来，更形宏盛，齐文宣帝躬自郊迎，礼貌优渥。其影响超越其他各家禅之上。撰有《止观法》二卷。北周禅师特尊僧实，曾受禅于勒那摩提，周朝上下，甚为礼敬。有弟子昙相等人，续至唐初传灯不绝。
自晋以来，北方传持禅法称盛，中外着名禅师多会萃于北地而后南下，遂使定业遍及南北。但诸大禅师多兼立义学，凡谈义理，必依观法。而隋唐新兴之各大宗派，均有其独特观法，又悉以“定慧双修”自许。由此可见，禅法在整个这中地位十分重要。佛教禅法最重视师传承，对隋唐各宗派之形成起过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