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时八教是第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判教理论。所谓判教，是“教相判释”的略称。《法华玄义》中说：“教者，圣人被下之言也；相者，分别同异也”，就是说对佛陀所说的各种教法予以分别与评判，判定其不同的意义与地位。判教思潮发端于印度佛教部派分裂之时，在中国佛教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宗派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南北朝时期，随着大量佛典的传人，为调和大小、空有之争并作出于已有利的安排，各学派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判教体系。如，刘宋时道场寺慧观受当时顿渐之争的启发，依据《大般涅槃经》牛乳五味说，首先建立了“二教五时”的判教体系。到了智顗时代，当时有影响的判教，已有“南三北七”十家之多。南方盛行三种教相的判释：一顿(华严)、二渐(般若)、三不定(胜鬘、金光明等)，诸家区别仅在于对渐教的判释有异，于中或开为三时，或开为四时，或开为五时。北方七家则较为复杂，并没有像“南三”那样有一个大致统一的构架。天台智顗五时八教的判教体系就是对上述各家作的批判整合。
“五时”之说，一般以《涅槃经》的牛乳五味喻为依据。《涅槃经·圣行品》以牛乳制作过程中依次形成的五种味道——乳、酪、生酥、熟酥、醍醐为比喻，与各种佛经相配，认为从牛出乳，譬如佛陀在成道后十二年内所说的三藏有相教；从乳出酪，譬如其后所说的《般若》无相教；从酪出生酥，譬如《维摩》、《思益》等褒扬大乘、贬抑小乘的褒贬抑扬教；从生酥出熟酥，譬如会三归一的《法华》同归教；从熟酥出醍醐，譬如明法身常住的《涅槃》常住教。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南方的成实师。智顗对这种以五味譬五时的观点提出了责难，认为这种约佛陀一代时教的次第高下，仅于渐教中作五时分判是不确切的，并不符合经文的原意。
智顗认为，《涅槃经》的“五味”首先是从根性上来说明的。因众生有信解行证的差别，故而佛陀开示种种方便说教，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修行者转凡成圣。比如，以《华严》为乳，以三藏为酪，是因为说《华严》时，于凡夫无益，其见思惑未转。而说三藏时，却反而能断其见思，不能因为于小机有益，就认为三藏高于《华严》，这里没有次第高下之别，只是约逗机而言。而从根本上说，五味都能获得醍醐、见得佛性，如《涅槃经》所言，置毒乳中，乃至醍醐，遍五味中，悉能杀人，这显然是与《法华》会三归一的思想相一致的。智顗在约根性说明“五味”义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五时”教说，其主要根据是晋译《华严经·性起品》的“日出”喻。该经卷三十四云：“譬如日出，先照诸大王山，次照一切大山，次照金刚宝山，然后普照一切大地。”此喻表明，释尊一代时教，可依说法的先后次第，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第一华严时，谓释迦成道之初，首先为慧根菩萨说《华严》圆顿之教，令速悟人，如日出先照高山。第二鹿苑时，谓佛为根机较浅不堪领受《华严》大法的初学者，于鹿野苑等地，讲说小乘四《阿含》，宣说苦、集、灭、道四谛之理。第三方等时，谓对已有小乘基础者，佛陀进而为说大乘《方等》类经典，令其耻小慕大。第四般若时，谓佛陀为明诸法皆空、显中道实相之理而广说《般若》类经典，此有通别之分，通即共般若，为三乘共学，别即不共般若，为菩萨独进。以上三时，从说法形式看，俱为渐教。第五法华、涅槃时，此为佛陀最后的说法，直明一佛乘真实之教，从说法形式看，属于非顿非渐教。其中《法华》开权显实，会三归一，方便引导十界众生归于究竟佛乘，大智之人如舍利弗等禀此即可受记见性。
智顗判教的理论基础是他的教观一致论。他以顿、渐、不定三种教相来归纳诸经教义，并认为此三教各可约教门与观门而分别作二解。就教门而言，第一是顿教，智顗并不仅仅把《华严》归属该门，在他看来，如《维摩》、《大品》、《涅槃》等大乘经中显示该教相的内容也都归属该门，换言之，他是纯粹以教相来做分判的，而不仅仅机械地作教部的归类，如南方诸家所作的那样，简单地把某经置于某一部类。第二是渐教，指上述《涅槃经》所说的“五味”次第。第三是不定教，即不为顿、渐二门所摄的教门，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约根性的不同，于五味之中，能处处得见佛性，并不一定要按照五味的先后次第。智顗有时也把不定分为显露不定与秘密不定，但他主要是以显教来做判释的，秘密不定可直言为密教，基本不在他考察的范围之内。就观门而言，三种教相正好与智顗所传的三种止观，即圆顿止观、渐次止观与不定止观相配合，从而构成了他的教观一致论。
“八教”之说，是智顗弟子灌顶在智顗三种教相与四教义基础上所作的总结。灌顶开始持“化仪四教”的说法，并与“化法四教”相结合而构成所谓的“八教”。所谓“化仪”，乃“化之仪式，譬如药方”之义，也是根据佛陀化导众生的方式而作的分判。化仪四教是对三种教相的进一步发展，即将不定中显露不定与秘密不定开而为二，合顿、渐两教而为四教。显露不定又称“不定教”，秘密不定又称“秘密教”，两者的区别在于，佛以一音说法，“同听异闻，互不相知，名秘密教；同听异闻，彼彼相知，名不定教”(《天台八教大意》)，这里顿、渐两教也不再单纯从教相上分判，而是主要就“五时”立言，即以《华严》为顿，《阿含》、《方等》、《般若》为渐，《法华》、《涅槃》为非顿非渐。
如果说“化仪四教”是治病的药方，那么藏、通、别、圆的“化法四教”就是实际的药味；据佛陀化导众生的内容而言。“藏教”，以《阿含》为主的小乘经、律、论三藏，以小乘为对象，傍化菩萨，以生灭四谛为教理，认为有苦可舍、有集可断、有道可修、有灭可证，在观法上则是通过析空观，断见、思二惑，证得偏空之理而人于无余涅槃。“通教”，通前藏教，通后别圆，为三乘共禀，其经典以《般若》为主，亦包括大乘《方等》类经典；此教以菩萨为对象，傍通二乘，以缘起性空的无生四谛为教理，认为诸法如幻如化，当体即空，故四谛生即无生，在观法上则是通过体空观，由假人空，是大乘的初门。“别教”，不共二乘、专为菩萨所说的法门，以因缘假名的无量四谛为教理，在观法上则由空人假，进一步认识四谛的无量行相，上根之人，还能因此由假人中，不过，由于三谛隔别而观，即它是“次第三观”而非圆顿的“一心三观”，因此所见证的是与空、假不融的“但中之理”。“圆教”，以不可思议的无作四谛为教理，所谓“阴入皆如，无苦可舍；无明尘劳即是菩提，无集可断；边邪皆中正，无道可修；生死即涅槃，无灭可证”，它以圆顿的“一心三观”为观法，所见证的是即空即假即中的性具实相。
在智顗看来，《法华》原始终要中，唯论如来设教之大纲是最圆满、最究竟的法门，畅如来出世之本怀，开示真实一乘，故能遍摄一切众生，而其他佛典都是化导不同众生的方便权说，具有不同的教相。智顗的判教在全面安排与系统调整各类佛经的基础上，突出了《法华经》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