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从北大打电话给《冰点》，自称在家乡办了一所初中，“素质教育”搞得特别好，在当地引起“轰动”；还有两个大学毕业生在那儿教书，一年多了，不拿一分报酬……编辑让我找到他听听有什么故事：“也许是个乌托邦尝试吧！”
我约杨华在六里桥见面，他说了他的特征--穿布鞋。
天色很暗，我只能低头找布鞋。等了许久，看到一双布鞋，一拍此人肩膀，果然是他。
一身农村人打扮，背着鼓鼓的破书包。小饭馆里，他首先掏出那两个老师的毕业证书，一个是北大法律系的，一个是河北理工大学机械系的。
我问，你老背着人家的毕业证书干嘛？他说来北大找老师，这样别人才信任他。
吃饭时他兴致勃勃谈他的素质教育，说他们的老师是如何爱学生，还给我拿出几篇学生作文。
我看了一下，写得还真不错，但我还是告诉他，三个老师教七八十个学生，开七门课，除了租来的教室什么也没有，这能培养出什么“素质”呢？
他激动得有些坐不住，他说哎呀，你到我们那里看看，了解一下我们的师生关系就知道了。我答应去看看，但并不相信那里有什么“素质教育”。
吃完饭我结账，出门后他又吞吞吐吐，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过来时只带几块钱，没想到汽车票这么贵，都花光了。我赶忙掏出几十块钱给他，他这才走了。
“我倒要看看，是学生的事，还是教育的事”
早上四点我在安徽的一个小站三堂集下车，那里住宿每晚只要一块钱。一路上我问了许多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学校。我对杨华“学校在当地引起轰动”的话产生了怀疑。
当我来到那栋位于路边像仓库一样的灰房子时，天已大亮。四外漏风的屋里传出学生的读书声，推开摇晃的木门，几十个农村孩子都回过头来看我。
两三个人挤一张课桌，课桌有高有矮，有大有小，都很破旧，其中有些明明就是农村家里用的台案或柜子，后来才知道这都是学生自己从家里拿来的，一个学生礼貌地递给我一个小木凳。
正在讲课的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生殷永纯，24岁，矮矮的个子，陕西人。学生回答完问题，他总是礼貌地说，请坐下。
令我吃惊的是，这个初二年级正在讲的是汉语拼音的声母和韵母。
后来杨华向我解释，这些学生小学基础都没有打牢，所以老师只能一边教新的，一边补旧的。这就是杨华所说的素质教育？
在另一栋灰房子里，河北理工大学机械系毕业生赵志雄在讲英语，显然学生都喜欢他，课堂气氛很活跃，对老师提出的问题，孩子们把手举得高高的。赵志雄逐个纠正学生的发音，学生听老师学他们的发音，哈哈大笑。
师生关系看来不错，但两个年纪轻轻的大学生，怎么能一分钱不要，在这里教上一年半？他们靠什么生活？他们能呆多久？如果他们走了，这些学生怎么办？学校怎么办？
坐在杨华家的小木椅上，杨华向我讲述他办学的经过。
杨华上中专时就喜欢教育，经常看这方面的书，总感觉自己在教育上能干出点什么。周围贫困孩子上学的艰难，在校学生的厌学怕学弃学，老师发不出工资，师德的堕落，所有这一切都刺激着他。那年，正好中央电视台曝光他们利辛县辍学率高，于是他就想办一所学校。“我倒要看看，是学生的事，还是教育的事。”后又看了《一个也不能少》，他当即从干了两年的制药厂辞工，决心回家办学去。
2000年第一天，杨华在村里贴出一张招生启事，招收因家贫失学、厌学怕学的小学毕业生，免收一切费用。老师都是他的哥们儿。学校起名叫“复兴学校”，取“为中华之崛起，为民族之复兴”之意。
教室是杨华花钱租的，黑板是往墙上刷的黑漆，板擦是学生家长缝的，课桌和凳子是学生从家里搬来的，课本是别人用过的旧课本。学校没有任何设备，只有两台旧586电脑，学生每星期能轮上十几分钟上机时间。
“学校就打算这样维持下去？”我问杨华。
他嘻嘻地笑：“是啊，老师不要工资，学生只交点书本费，将来影响大了，还会有新的老师来，教学效果好了，学生也会越来越多。”
“还能找来不要工资的老师？”
“能，”他肯定地说，“老师来了以后，学生的爱和情感会感染他们。”
“如果人家不被感染呢？老师也要生活呀。”
“肯定会感染的。”他好像很有信心。
“为什么学生多了学校就能运转？”
“教学效果好，学生家长都愿意给我们捐款。”
“你的学校开始收钱了？”看来“乌托邦”幻想没有资金支持也不行。
“第一学期没收，从第二学期开始收，现在是每人80元书本费，100元捐款，捐款是学生家长自愿的。”
“是你暗示家长要交100元的？如果不交呢？如果家里困难呢？”
“我没有明说，也有家里困难不交的，我们区别对待，交得起的交，交不起的就可以免收，这叫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我们的学校要保持希望性质。”
显然，杨华不知道希望工程是怎么回事，他一直称自己的学校为希望学校。
我翻看着那个破本子：“怎么都是100元，没人交50，也没人交200？你说区别对待，这不是都交了？”
杨华沉吟了一下：“也可能家长们自己商量过吧，没交的后来又都补上了。”
“怎么能保证这些捐款都用在正地方，学校有会计么？有财务制度么？”
“没有，我们也不需要，都是我们三人商量着办，不用谁来监督，全凭自觉。”
这是一个没有稳定资金来源，没有固定师资，没有自己校舍，没有规章制度的学校！
“你是怎么把两个老师骗来的？”
两个老师下课回来了。学校的上课时间，根据农村人习惯，早上6点到8点，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3点到5点。
我问杨华：“你是怎么把这两个老师从北京骗来的。”
“原来的哥们儿都是中专毕业，态度认真，能力不行，于是我就到北大去了，我想那是新文化发源地，一定能找到好老师。”
殷永纯说，他是在北大三角地碰到的杨华。杨华给他讲自己办学的经过，当时北大有不少谎称自己家庭困难骗人钱的，不知为什么，殷永纯就相信了他。他说杨华那天背着个大包，一副农村人模样，从头天下午上车就没吃饭，一直饿到第二天晚上，渴了就喝自来水。
殷永纯是99届北大法律系毕业生，当年以全省第二的成绩考上北大，但他根本不喜欢法律。毕业后他去了深圳，给一家美国公司搞推销，干了两月业绩不佳，就回家乡了，为了充实自己，他回母校补习电脑。
杨华要找教育部反映农村教育状况，殷永纯告诉他找也没用，还说杨华没有资格要青年志愿者。
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殷永纯就想跟杨华回来看看，结果在杨华家住了半个多月，喜欢上这儿了。临走他说回去看看没事就回来，等再来时，又带回了赵志雄。
赵志雄是被殷永纯“骗”来的。开始殷永纯跟他说这边工资很低，后来又说不给工资先应付一下。而赵对这些并不在乎，他说，你都来了，我怕什么。他当时正厌恶城市生活，在城里，他觉得自己总在寻找，却总也找不到，好像社会根本不需要他，正好到农村静静心，借机整理一下自己。
赵志雄也是考上机械系不喜欢机械。“考上大学，对我来说并不是幸运，我根本不想读机械系，不知怎么就报了，我喜欢文科。”在北大经济学院听课时，他认识了殷永纯。
“如今我已经完全整理好了，状态也好了，但如果让我走，却走不了了。有人说，如果你走学生肯定会哭的，其实我也会哭的。我和学生的缘分很深，很可能要在这里呆几年了。”赵志雄说起来很动感情。
杨华在一边盯着问：“就不能在这儿呆一辈子？”
“一辈子不可能。”赵志雄很果断，杨华有些失望。
“没有工资，你们靠什么生活？”
殷永纯回答：“衣服有学生给的，也有自己带的。刚开始夏天在房顶上，马路旁边，地里都睡过，这儿比城里空气好多了，现在吃住都在学生家里，家长都很热情，脚下穿的布鞋都是学生家长给做的，做了好几双，平时根本用不着花钱。”他说得很坦然。
“你们每天不看电视？”
“没时间看，学校订了几种报纸，外面的事情都通过报纸了解。”
两个当代大学毕业生，没有电话，没有时间看电视，没有电脑，没有一分钱收入，整日和农村孩子混在一起，却感到无穷乐趣，这让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在安徽的几天，我始终为此苦恼着。
“你怎么知道我会支持你们？”
那天，我不客气地对他们说，你们的学校，顶多算是个文化提高班，根本就没有良性循环的基础，很难维持下去。他们不承认，为了说服我，他们竟把上午的课改为自习了。
赵志雄：“我觉得这个学校肯定能办下去，来的老师都有献身精神。像我，长期无偿在这儿教书可以，至少五年可以，五年以后学校就有一定规模了。”
“假如需要你呆十年呢？”我问。
“我没想过，五年学校还没发展起来，肯定就解散了，一年以后还这样就对不起学生。现在马路上一跑车，讲课学生都听不见。”
“明年还打算招新生么？再上一个年级需要几个老师？”
“5个就够了。”
“那两个在哪儿？”
杨华：“我们再找。我到北大北师大都去过，那里的学生对我都很关注，还要对我们作调查，表示要来给我们代课，阜阳师院也有人要给我们代课。影响大了，有责任心的人就会过来。”
靠不要收入的人来教书，这肯定是天方夜谭。可他们说可以“化缘”来发工资。
殷永纯：“我们两个既然来了，就会干下去，我们对孩子们有责任，不会把他们舍下。”
“你们只有决心和信心，却没有措施。”
殷永纯：“只要有媒体的支持，比如你的到来，我们肯定能够成功。”
“你怎么知道我会支持你们？”
他们笑，不说话。
“再招的学生在哪儿上课？教室够吗？”
杨华：“暑假我就把家里的房子扒掉，盖新校舍。”
“房子扒了，你家住哪儿？”
“村里人出外打工的人很多，我们可以借住在别人家里。”
“你的精神很好，但扒了房子只有砖头，用什么钱盖？”
杨华：“先借，靠老师省的工资发展，扩大宣传，争取让社会上的热心人支持，阜阳有一个人给我们捐了500元，以后还会有。学生的效果就是宣传，生源多了，捐款就多，老师仍然保持这种生活状态。”
“你盖房子借的钱拿什么还？”
赵志雄：“下一个初一要来的学生不止20个，学校要有100多个学生了，从学生的捐款里拿钱盖房子。”
“你怎么知道将来的家长还会捐款？”
杨华：“学校要慢慢积累资金，扩大宣传，争取政府的支持。”
“你想让政府怎么支持你？承认你们，给你们投钱？你究竟想办一所什么性质的学校？”
“想办希望学校，学生家里都比较贫穷，如果不收钱，希望小学也肯定办不下去。”
我立刻给他讲了什么叫希望工程和希望小学。
杨华不服：“既然办希望学校不成，那我们就办带有希望性质的私立学校。”
“你知道国家承认私立学校的标准么？”
“在我们这里不那么严格，宣传的多了，他们会承认的。”
“你们没有校舍，师资不能保证，资金不能保证，怎么承认？”
殷永纯：“我们差的就是校舍了，我们教师的资格肯定是够了，我们现在脱不开身，谁出去也不成，走一个课就上不下来了，有时一人一周要上40节课。”
“你们现在都没有时间，怎么去化缘？”
殷永纯：“由于官方对我们一直持观望态度，我们也无能为力，我们对这方面是模糊的，你一问我们才发现，确实存在许多问题。”
“你们缺乏许多硬件，不能让学生得到全方位的发展，怎么能谈素质教育？”
杨华：“我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如何教人做人，我是和周围学校比素质教育的，如果说作试验等，我们当然没有条件。”
赵志雄：“作为老师，良心和道德更重要。”
我不能同意他们纯“精神”的想法。不过，这些农村孩子真的受到了“精神”的熏陶吗？
“现在开家长会，我们都愿意听，老少爷们儿都抢着去”
那天，在学校前的空地上，我看他们玩城里孩子课间才玩的跨步游戏，没有操场，没有沙坑，没有任何体育器械，这就是他们的体育课。
杨华是裁判，学生们分坐两排，殷永纯和赵志雄也是队员。比赛开始，两个老师和学生一样，圆瞪双眼，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奋力向前蹦跳。
赵志雄赛完坐下，立刻有几个孩子挤过去，坐在他旁边，小猴子一样，有的扯衣服，有的摸鼻子，一个女孩子竟拉着他的胳膊把脸靠上去。
在此之前，杨华曾对我说，冬天下课以后，孩子们手冷，都抢着把手伸到老师衣服里，让老师给暖手；老师的手冷，学生也拽过来，放到自己怀里……
一个男孩走过来：“对不起蔡老师，您当记者这么多年，一定遇到许多困难，您都是怎么克服的？”
我一愣，没有想到一个农村孩子会这样向我问话，更没有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
回答完他的问话，我问：“你将来想做什么？”
他毫不犹豫：“考大学，做一个有良知的记者。”之后他说了声谢谢，就跑开了。
我被触动了，一个初一的农村孩子，懂得什么叫良知？怎么会提到良知？
旁边，一个女孩子向我讲述比赛规则。她好听的普通话，她的用词，她的自信，她的礼貌，包括她比划的手势，都同样令我吃惊，这绝对不是我想象中的农村孩子！看着她被风吹红的小脸和一身土气的衣服，我知道他们装是装不像的。我于是想起他们的作文，开始对自己有些怀疑。
中午在杨华家吃饭，杨华母亲说，她是从别人家要来的菜，借来的锅做的这顿饭，我当时觉得有些夸张。
后来，坐在杨家的小木椅上，听杨华母亲向我讲述过去，我的心开始颤抖了。杨华12岁时父亲意外丧生，母亲带着杨华三个妹妹中的两个，到广东讨饭拣破烂供杨华上学，当时杨华的奶奶还瘫在床上，而他的二妹妹，四年级就失学下地干活了。
杨华是个爱笑的人，但那天，他始终低着头，双手捂脸，听母亲讲到伤心处，他突然站起身，冲进里屋。
杨华办学花掉了自己几千元。这当中有他两年工作苦心积攒的钱，有母亲卖猪卖小麦卖豆子准备给他结婚的钱，有妹妹15岁就出外打工挣来的钱。如今，谈好的对象吹了，小妹妹交不起学费，多次被学校轰回来。他自己，还欠着亲戚几千元。
在张村镇新桥村采访，村民们知道我是记者，都抢着对我说：“多写写华儿吧，不容易，让我们孩子都学好了。”
在一位村民家吃饭，男主人又对我说：“华儿二十五六岁不结婚，要办学。我们这儿像他这么大的小伙儿都有小孩了，给他介绍对象也不着急，就说要办学，给殷老师赵老师介绍对象，人家也不要，只要教书。我们当家长的没别的能力，只能给老师洗洗衣服做双鞋。”
当说到杨华母亲，他们都摇头叹气，只说：“华儿妈苦，这村属她苦，三个闺女一个儿。”
吃饭间，女主人疼爱地看殷永纯：“嗯，能吃些了，给煮了10服药了，原来整天闹胃，吃不下饭，看人瘦的。”
殷永纯家至今还欠外债一千多元，家里有事用钱，他却一点帮不上忙。
据乡亲们说，过去村里的孩子，不爱上学，十几岁整天在家打架，出了事就打官司。
“我几个闺女上学，从来就没见过开家长会的，学生出了校门老师就不管了。现在开家长会，我们都愿意听，老少爷们儿都抢着去，让去一个全家都跟着去。老师讲孩子的优点缺点，都讲到心里，让人心服口服，还给学生买奖品，现在不让孩子念都不干。
”
我曾问杨华，你始终都没给两个老师一分钱吗？他嘻嘻笑着说：“给过，今年春节一人给了20元。殷永纯没要，赵志雄赶集时都给学生花了。我自己花了4块钱，整个春节我们全家才花了20元。”
我不再说话。
“把沉睡的唤醒，让沉默的开口，让悲伤的轻松起来”
我是在回到北京之后才认真翻看他们三人的日记的。日记里记载的心路，是不能与之辩论的：
杨华：--如果不给贫困地区办教育一个缓冲的机会，能有几个既有钱、又有办学精神和管理能力的人？在贫困地区，谁能一步到位建成国家标准学校，只能依靠发展和积累，城市许多民办学校，不都是先租房子聘教师，先上车后买票的吗？
--昨天母亲赶集没有钱了，拣人家的辣椒吃几顿。
--我们一提素质教育总是提到应试教育，中国大多数学校把不考试不排名次看作是素质教育，其实素质教育就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包括竞争意识，生存意识，在学校让学生放松(不是淘汰教育)，而社会并不因你受的不是淘汰教育就不淘汰你，要让学生学会在规则内通过合理的手段有序竞争。与其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不如让他们尽早学会生存学会竞争，将风险提前转移到学校。
--母亲今天给一个瞎眼要饭的找了两件衣裳，母亲虽穷但还接济别人，为了办学，母亲把羊、豆子、红薯、棉花、猪，都卖光了，母亲太伟大了。
在杨华的日记中，还有一些对每日花销的记载：某年某月坐车花了多少钱，某年某月给了妹妹多少钱，某年某月出门吃一碗面多少钱等，所有这些都是以角以分记载下来。这是一个为办学可以花掉几千元，为办学可以扒掉自家房子的人哪！
赵志雄：--我不知道自己潜意识里是否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刘敬搬着板凳回家了，我竟有些舍不得。四十多个学生少了一个，我心里真像缺了些什么。眼前浮现出那个留着平头，长得很丑但身体很壮，每当我让他背书都给我行军礼的男孩子，他是我的学生啊！
--心头陡然一热，顿时浮现出几个名字……我要亲眼目睹这几个孩子出人头地。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在日记里忽略这个名字，但在他身上花费的心思却几乎最多，心中总暗暗下决心将他教育出个人才，我总试图用一种沉默的方式去引导他，只要督促他坚持下去，我相信他性格中会增加一种深沉的力量，促使他学会自律，以后再培养出他男子汉决断的信心和勇气来，但我有时实在照顾不到。他又被叫回家里去了，这次又失败了，我不知道，退学是否会激起他抉择的勇气，听说今天下午他偷偷去上学，被赶了出去，这肯定对他打击很大，我只有慢慢地观察。
--我只盼着这些学生能及时得到学籍(不被国家承认的学校是没有学籍的。记者注)考出几个大学生来。
--最得意的时候：看到学生模仿自己。
最生气的时候：学生耍小脾气。
最高兴的时候：刘敬终于学会了通分。
最美的时候：围着高佳梅的围巾。
--下午她找我是因为她上课不尊重老师，也许是因为我第二天要走，她激动得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只是不住地流泪，头埋得很低，坐在床上，她的手不时撕放在床上的书，由于过于激动，她把书的几页纸撕掉一大块都没意识到，我只能不断地安慰她。
--今夜月光如水，我带着几个学生在公路和河边唱歌游荡，仿佛一群昼伏夜出的精灵。我们的声音和影子飘在空中，一定把附近的村民都给惊动了。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们几个在活动，河流、马路、房子、沙滩都只为我们而设。这是一支没有乐队的剧团，我们自己的声音便是天籁，我们的歌舞来自远方，只为把沉睡的唤醒，让沉默的开口，让悲伤的轻松起来。回去的路上我给学生起名字，分别叫他们卡秋莎、卡琳娜、KAR、BORT。
--我将亲眼看着身边这些孩子们慢慢长大，他们会慢慢长高，说话慢慢地像个大人，他们的思想，他们走路的方式，都慢慢接近成人，最后渐渐地长出一张大人的脸来。
赵志雄至今没敢告诉家里，自己没有工作在这儿教书。
殷永纯给学生作文的评语：其实，我早就看出了你眼中的忧郁，只是你从来都没有诉说过，别害怕，孩子，我的家庭过去比你所讲的还要恐怖许多倍，但终归是要改变的。你可以把你心中的话和和气气地向他们说出来，你也可以给他们写信，让他们看看你的日记，因为你已长大，可以解决好多事情了，总之，只要你努力去做。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其实，你很聪明！”记住，你有自己的前途！关键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要争取。
殷永纯日记：--我宁愿不要所有荣耀，不要北大的光环，不要渊博的知识，不要任何人给予的夸赞，看着孩子们纯挚的脸，我每天都在寻找……也许我爱他们每一个人他们谁也不相信，包括调皮捣蛋的，与我过不去的，被我骂过和骂过我的学生，因为，我感激他们，他们让我能更细致地回到从前，我是来传授成功的，我要把我的成功复制在
他们身上，我真想对他们每个人说：“来，跟我一起来抓住成功的红腰带！”我等待他
们的以后。我要把五彩斑斓的光环戴在孩子们头上！
--刘静的改变让我感受到一种母亲哺育儿女后收获的狂喜，我常常突然意识到我在改变一群生命，生命也在改变我，这种相辅相成的进步使我以一种充盈的信心去迎接明天，也许在我以后的辉煌史中，今天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毕竟那是因我而来的新生，那里边也有我的生命！
--到了晚上，这个自由的屋子成了欢乐的海洋，大家都来到我的身边补课，我享受着一种多年来少有的轻松与绝对的自由，为了他们，我已开始深刻地改正自己大学四年中的一切不好的习性，为了他们，我开始常常全身心地为别人着想，而没有时间考虑自己和私人的问题，为了他们，我甚至开始与以前隔绝，亲人与老朋友开始越走越远，但是，我只管执着地往前走。
--继续和孩子们拉紧距离，我发现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他们，往讲台一站，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灵气，他们也许每一个人都出类拔萃，至少他们会与众不同！
“我一定要成功，给所有的人一个交代”
回北京后，我接到了殷永纯和杨华的来信，殷永纯在信中说：您的提问带有突然性、高度凝炼性、杀伤性，使对方疲于应付……我于是很慌乱，思维乱得史无前例。您说很失望，我也很失望自己，我没有留下更多的理性思考给读者，尽管我正热情万丈地处理着具体事务，我希望能和您再联系。
我难受极了，面对三个为农村教育分文不取的热血青年，除了敬佩，我有什么理由对他们失望？
杨华的信写道：我乐观，但我心很沉重。静夜中，对教育，我有深层次的思考，对学校，我感到担子很重。我个人事小，更主要的是七八十个学生，甚至更多的学生家长对我的信任和期望，这些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我手中，正像你所说的：“就算你们死了，也救不了学校怎么办？”
我们困难很大，不是我不愿讲，是怕别人认为杨华想通过媒体宣传自己捞钱。我本来办了一件好事，不论什么原因，耽误了孩子们的前程，都是我杨华一个人的责任和罪过。为了这些孩子，我愿长跪不起，感谢上苍，感谢每一个关心他们的人。为了办学，我要不停地奋斗，这是天意，是上天让我为老百姓做事的！
我长跪以答谢母亲、妹妹、殷永纯、赵志雄，您……以及所有关心我们的人。我一定要成功，给所有的人一个交代。
看到这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他们投身“素质教育”，却缺乏起码的教学条件，然而那些硬件充足的学校里，又有几个老师在学生的作文上写出过这样泣血的评语，又有多少老师能将自己的生命感觉--痛苦、狂喜和希望，紧紧地和学生的心灵与未来拴在一起？！而这正是那些富足的学校里最稀缺的东西！
杨华三人太理想也太穷困，很可能行之不远，但他们播下的种子呢？那个现在就想着“良知”的男孩儿，他将走多远？(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