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过后，春节前夕，中国大陆为期40天的春运高峰启动。据国家公安部预测，道路客运量达到17．9亿人次，其中绝大部分是往返城乡的农民工。今年春运提前，是一大批农民工，在政府干预下，拿到了拖欠已久的工资，于是早早回家团聚。时下，"农民工"再度成为城里人的话题焦点。
在浙江温州，听说这么一件事。
2004年2月，来自安徽省的32岁梁姓农民工，在乐清北白象踏三轮车拉生意，穿过一条小巷时，听到路边纸箱里有响动，便壮胆打开箱子，里面竟然是一个哭声像小猫似的弃婴女孩，脸冻得发紫，他不忍心离开这个小生命，于是把她带回了家。在灯光下，他和几个工友都看到，女孩是兔唇（唇裂）。就这么一抱，他们从此多了个"女儿"，取名"非比"。与梁同租一屋的袁姓农民工，也是踏三轮车的，他俩就轮班，每天一人留在家照顾女婴。看他俩忙不过来，也是踏三轮车的刘姓安徽老乡也加入帮忙，"非比"就有了三个父亲。他们一直在寻找女孩的亲生父母。
他们仨连女朋友都没找过，可想而知学做爸爸有多难了。三个月里，"非比"住院6次，每次住院，他们就放弃拉客生意，在医院照顾她，在乐清打工多年而好不容易攒下的所有积蓄全花完了。他们也想过放弃这孩子，可真要送人时，谁都不吭声，靠在门边抹眼泪。
真情在人间
他们的善举感动了不少人。镇里的好心人来了，从各地来此打工的农民工来了，一个月里，聚集了14个"爸爸"。他们集体出钱，花500元人民币雇了个保姆，为维持"非比"的生活和医疗，梁和刘不再踏三轮车，而是去工地白天黑夜干活，可以多挣钱，袁也找了两份工作。他们找过镇政府、公安派出所和民政局，希望落实弃婴的归宿，最终都没有解决。5个月后，温州儿童福利院闻讯与这14个"爸爸"联系，接走了女孩。前不久，女孩动了裂唇手术，"爸爸"们常常去福利院探望她。至今，他们还在资助她，也依然在四处寻找孩子的父母。
这是感动中国的农民个工善举。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兴特殊劳动群体。据农业部最新统计，目前在中国大陆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而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民近一亿人，如果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人数达1．３亿。农民工在城市主要从事建筑、餐饮、服务、纺织、环卫等工作。当今城市，哪一栋大楼，哪一片绿化，没有农民工心血。每年春节，大部分农民工回乡了，城里人这才感到没有了他们的服务，生活还真不方便，早餐铺子的大门关闭了，街边的报摊不见了，牛奶和家用洁净水没人送了，找保姆难了，找发廊洗头理发也不容易了，众多服装市场、小百货市场，因没有了站柜的农民工而迟迟不开店。
1月10日，北京电视中心施工工地门口，悬挂了一年多的"民工之家"门牌，换成了"员工之家"，一字之变，蕴涵人性温暖，赢得工地上农民工的热烈掌声。有农民工说﹕"我们总觉得民工这称呼带有那么些歧视的意思，现在改了一字，让我们感到亲切。这才是一家人的叫法。"
换个说法
"民工"的叫法，是农民工的简称，是否带有歧视，另可讨论。不过，在现实社会，"民工"却是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当作嘲讽和戏谑的词语。"民工暂住证"、"民工押金"、"民工三无人员"、"民工超生游击队"、"外来民工犯罪"等。车上售票员闻到一股臭气，就找到一个穿胶鞋农民工，认定臭气是从他胶鞋里散发的，于是，众目睽睽下竟将那农民工赶下车。这是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听到的真实故事。
各地为帮助农民工讨要拖欠的工资，纷纷公布清欠办公室举报投诉电话，北京《工人日报》记者暗访发现，一些热线根本就没有人接听，其电话还直接接到自动传真机上。也就是说，讨薪的农民工每拨打一次电话不仅办不成事，还要白白送掉一笔电话费。这无声热线，反映了人性冷漠。
听上海兰溪路139弄的张先生说了一件事。他路过祁连山路，一辆私家轿车前右轮深深陷入路边一个没有盖的窨井里，新车顿时歪倒一边。行人匆匆而过，无一人相助。正当车主束手无策时，附近造桥工地奔来七八个农民工。他们齐心协力，用头顶、肩扛、手抬，硬是将车子抬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车主只是立即查看车子有否受损，对相助的农民工没有一丝谢意。
谢一声真那么难吗？
"弟兄们，谢谢你们，辛苦了一年，我给大家拜个早年。"上海市静安市政养护工程有限归宿董事长王根林，在红泥大酒店包房，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为36名外来农民工送上红包。一餐丰盛的菜肴，公司为回家乡过年的外来农民工提前办年夜饭。42岁的安启长来上海务工3年了，当过快递员，打过零工，最后选择在这里，他说﹕"这里工资稳定，还有加班费、高温费，公司对我们和上海本地员工一样好。"
农民工进城后，与城里人反差大，他们渴望融入都市，又往往不被城里人理解，于是，两者隔阂越来越大。农民工的人格得不到尊重，势必造成这一群体中的部分人对社会仇视，"流动大军"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