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夺去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数以十亿计的生命，蹂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摧残了曾经辉煌的古罗马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许多国家的毁灭，都与瘟疫相关联。而另一面，黑死病葬送了古罗马帝国的同时，也催生了欧洲的商品经济，破和立总是相辅相生，这就是历史的独特逻辑。大大小小的瘟疫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变迁、民族的兴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盛灭，乃至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和科技的进展。虽然，瘟疫不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但它确实改变了历史。
伊瓦格瑞尔斯是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他对公元6世纪及公元7世纪中、晚期摧毁了罗马帝国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瘟疫的可怕症状作了这样的描述：
“在有些人的身上，它是从头部开始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继而是咽喉不适，再然后，这些人就永远地从人群中消失了。……有些人的内脏流了出来；有些人身患腹股沟腺炎，脓水四溢，并且发高烧，这些人会在两三天内死去。有的瘟疫感染者尚能苟延残喘几天
，而有的病人则在发病后几分钟内死去。有些人感染了一两次又康复了，但是等待他们的，不过是第三次感染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而已。”
罗马帝国属地当中最早遭遇到瘟疫的地区是埃及，第一个发生瘟疫的城市是地中海港口培琉喜阿姆。该地一直是埃及的敌人的传统侵入点。波斯人、叙利亚人、希腊人，甚至亚历山大大帝本人，都是从这里侵入埃及的。但是，这一次，“敌人”不是身披铠甲出现，而是隐藏在四处乱窜的老鼠身上登陆的——瘟疫从南部取道红海抵达培琉喜阿姆，经由苏伊士运河“进军”罗马。
在摧毁了培琉喜阿姆之后，这场瘟疫迅速蔓延到了亚历山大港，继而就是君士坦丁堡以及罗马帝国全境。帝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于瘟疫的第一次大规模爆发，而在帝国首都，有半数以上的居民死亡。
这次大灾难的另一位见证人、《圣徒传》作者兼历史学家以弗所得约翰这样写道：“实际上，上帝的满腔怒气都化作了一台榨汁机，毫无怜悯之心地蹂躏、挤榨着上好的葡萄——许多城市的居民。”
在有关人们遭受的不可想象的痛苦的描述当中，约翰概括了瘟疫的大致景象：“四处的房子，大也好、小也罢，漂亮也好、舒适也罢，全都在刹那间变作了居住者的坟墓。而房子中的仆人们和主人们，躺在他们的卧室里面，同时都在自己的虚弱之外突然觉出了死亡的气息。”
到处都是“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四下都有倒毙街头、令所有观者都恐怖与震惊的“范例”。他们腹部肿胀，张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他们的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着。尸体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或者教堂里腐烂。“在海上的薄雾里，有船只因其船员遭到了上帝的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
约翰本人也曾试图逃离瘟疫，但是，不论他逃到哪里，瘟疫总是接踵而至，直到最后，他再也无处可逃。在约翰寻找“避难所”的亡命之旅当中，他绝望地目睹了瘟疫如何以其摧毁城市同样残的暴摧毁了乡村。
“一天又一天，我们也像所有的人一样，叩击着坟墓的大门。如果夜晚来临，我们就会想，死亡定会在夜间来攫取我们的性命；若黎明降临，我们又会整日面对坟墓之门。”
“我们看到了荒无人烟的呻吟着的村庄。地上铺满了尸体；路边的补给站一片漆黑，孤寂与惊骇充斥了每一个碰巧走进其中又离去的人的心。而被人遗弃的牲畜四散在山间，根本无人看管”。
他看到，田地当中满是变白了的挺立着的谷物，却根本无人收割贮藏；他还发现了大群已经快要变成野生动物的绵羊、山羊、牛以及猪，这些牲畜已然忘却了耕地的生活以及曾经放牧它们的人类的声音。
在君士坦丁堡，约翰相当详细地记录下了大灾难的恐怖：
“当这场灾祸向这座城市袭来的时候，它的首选目标是那些睡在大街上的贫苦阶级。
“在一天当中，5000到7000人，甚至是多达12000人到l6000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由于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政府官员们就站在港口、十字路口以及城门处清点着死亡人数。
“这样，君士坦丁堡人濒临了灭绝的边缘，只有少数幸存者。如果仅仅考虑那些死在街头的人——若有人希望我们能够说出实际上曾经统计过的具体的死亡数字——有超过30万人在街头毙命。那些负责清点死亡人数的官员统计至23万人后，发现死亡人数简直难以计数，所以不再清点。从那以后，尸体就不经清点就直接拉出城去了。”
“当局很快就找不到足够的埋葬地了。由于既没有担架也没有掘墓人，尸体只好被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着尸臭。”
约翰叙述了在这场瘟疫中，人们是怎样猝不及防的，城市是如何崩溃的。
“有时，当人们正在互相看着对方进行交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摇晃，然后倒在街上或者家中。当一个人手里拿着工具，坐在那儿做他的手工艺品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倒向一边，灵魂出窍。人们去市场买一些必需品，当他站在那儿谈话或者数零钱的时候，死亡突然袭击了这边的买者和那边的卖者，商品和货款尚在中间，却没有买者或卖者去捡拾起来。
“从各方面来说，所有的一切都被归于零、被摧毁掉了，转而只剩葬礼上的哀伤。整座城市就如消亡一般停滞，因此，城市的食物供应也中断了。”
在墓地用完之后，死者被葬在海中。大量的尸体被送到海滩上。在海滩，船只装满尸体。在每一次航行当中，所有的尸体都被推进海里，然后，船只再返回海滩装运其他的尸体。
“站在海滩上，可以看到担架与担架之间可谓摩肩接踵，先装运两三具尸体，运到海滩上，然后又回来装运其他尸体。其他人则使用木板和棍子运送尸体并把它们一具叠一具地堆起来。有些尸体由于已经腐烂，同席子粘在了一起，所以人们用棍子将尸体运到海滩，再把这些流着脓水的尸体扔在海滩上。”
成千上万具尸体堆满了整个海滩，就如同大河上的漂浮物，而脓水则流入海中。虽然所有船只穿梭往来，不停地向海中倾倒装载的“可怕货物”，但是，要清理完所有死尸仍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查士丁尼皇帝决定采取一种新的处理尸体的办法——修建巨大的坟墓，每一个坟墓可容纳7万具尸体。被指定执行这一令人厌恶的任务的高级官员是皇帝的大臣之一，一个名叫西奥多的男人。皇帝指示他“尽可取用所有必须的黄金”。
西奥多下令在城市正北、金角水道另一侧的一座山上挖掘这些巨大的坟墓。“他召集了许多人，给了他们大量的黄金”，要他们来挖这些深坑并开始埋葬死者。
“他安排了一些人往坑里运送并翻转尸体，像堆干草一样将尸体一层层地压紧。西奥多安排人还在深坑处拿着黄金鼓励工人和平民运送尸体，每运送一具尸体就奖赏5个、6个甚至是9个、10个第纳尔。一部分人站在深渊般的大坑底部，另外一些人则站在大坑边上，后者把尸体如投石机投掷石块一样扔入坑内，坑底的人则抓住尸体并按交替相错的方向将它们一排排地叠起来。
“由于缺少足够的空间，所以，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孩子都被挤在了一起，就像腐烂的葡萄一般被许多只脚践踏。接着，从上面又扔下来许多尸体，这些贵族男女、老年男女、年轻男女以及小女孩儿和婴儿的尸体就这样被摔了下来。”
悲惨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约翰，死中求生的经历打击了他，也激励了他。
“每一个王国、每一块领地、每一个地区以及每一个强大的城市，其全部子民都无一遗漏地被瘟疫玩弄于股掌之间。因此，当我(以弗所得约翰)，一个不幸的人，在想要把这些事件一一记入历史档案的时候，有很多次，我的思维都被麻木粘滞住。而且，出于很多原因，我想将它完全忘却：首先是因为就算是所有的口舌相加，也是无法叙述它的；此外，还因为当整个世界都在摇晃，走向崩溃，当一代人的生存时间都被大大缩减了的时候，就算是能够记录下这些数不胜数的事件当中的一小部分，又有何用呢?而记录下这一切的人，又是为谁记录下这一切的呢?
“但是，我接着又想，用我们的笔，让我们的后人知道上帝惩罚我们的数不胜数的事件当中的一小部分，这总不会错。也许，在我们之后的世界的剩余岁月里，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到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并且能因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惩罚而变得更加明智，从而能将他们自己从上帝的愤怒以及未来的苦难当中解救出来。”
是的，约翰如此详尽而生动地描述这次灾难的“全景”，是需要勇气的，他面对瘟疫的到那矛盾的心理可以映照出这场灾难给那些幸存者的心灵打击和创伤是何等的严重。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位史学家还是在伤痛、困惑、绝望中给后人留下了这么珍贵的记录。也许，他心目中的“后人”只是他所在的、曾经强大无比、在这次瘟疫中却濒于灭绝的罗马帝国的后代。尤其可贵的是，约翰希望“后人”们通过这场灾难“变的更加明智”。我们能共享约翰这些无与伦比的记述，实在是幸运。
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并在这些瘟疫当中失去了绝大多数的亲人。
“我的许多孩子、我的妻子以及我的许多曾一度幸存下来的亲人，都被疾病夺去了生命……现在，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58岁了，离瘟疫第四次爆发，离袭击安提俄克还不到两年。在那场灾难当中，我失去了我的女儿和我的外孙，她们追随以前失去的那些亲人去了。
“我想整个人类都饱受了疾病的折磨，在有些城市，疾病肆虐的程度甚至达到了将城中居民清洗一空的地步。”
由于伊瓦格瑞尔斯身处瘟疫传播的发源地，当他还是个学童的时候，他就被疾病所感染，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记述这些事件。公元593年，在他58岁的时候，他以一种非常悲痛的笔触记录下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有些人是因为彼此结交以及生活在一起，有些人是因为身体接触，或者是因为居于同一居所，或者甚至是因为在市场上的接触。有的人逃离了被感染的城市，并且他们本人也的确非常健康，但是，他们却把疾病传播到了没有生病的人群当中。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健康如故。”
伊瓦格瑞尔斯的叙述不算丰富，但他把瘟疫的几个极端状态写得淋漓尽致：有的人因为不堪忍受瘟疫以及摧残亲人的痛苦而宁愿死亡，有的人把疾病传染给了别人，自己却很健康，这一发现在后来的医学研究中也是价值连城的。
约翰和伊瓦格瑞尔斯的关于公元6世纪那场瘟疫的描述可谓触目惊心，足以激起对每一个遭殃者的无限同情。那么又有谁来同情罗马帝国和它的统治者呢？
公元6世纪中叶，拜占廷帝国皇帝查士丁尼野心勃勃地计划征服旧罗马帝国的所有地区，包括它周围的剩余地区，还占领了西西里和西班牙很多地方。然而就在那时，公元542年，即查士丁尼当上皇帝15年的时候瘟疫爆发了。它冲出埃及，袭击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向西扩散到欧洲。59岁的皇帝查士丁尼也染上了瘟疫，当时，宫廷对于皇帝染上瘟疫的消息自然是守口如瓶，怕的是引起整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恐慌。
虽然那时候的统治者们就已经知道封锁消息的方法稳定局势，但是整个宫廷首先恐慌起来，在那些大臣们看来，连至高无上的皇帝都染上了瘟疫，国家必然是死到临头。反过来说，即使宫廷多么镇静，也是无济于事的，正如约翰所记载的那样，“在一天当中，5000到7000人，甚至是多达12000人到l6000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君士坦丁堡人，从庶民到贵族，度过了痛苦不堪的三个月，入冬时病状变得更加致命并转成了传染性肺炎。当瘟疫消退，城中40%的居民已经死亡。
能让半数居民死亡的瘟疫，其后果决不仅仅是人口的消减，因瘟疫引起的的饥荒和内乱，粉碎了查士丁尼已经接近实现的野心，古罗马帝国从此衰败。
罗马的崩溃决不单纯是一个国家的崩溃，罗马对欧洲文明影响的最终丧失，预示了一个以“黑暗时代”闻名的政治混乱与文化衰落时期的开始。大不列颠因为凯尔特人无力抵抗来自德国萨克逊人的入侵而改变了命运。在后一世纪的北美，伊斯兰人“顺利征服如此多的土地，因为灾难已经在生理上、心理上和文化上击垮了它们”。这一切与罗马瘟疫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病疫决定了从广袤的欧亚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的无数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