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638—713），或作惠能，本姓卢，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因父“左降迁流岭南”而做了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百姓。后前往黄梅礼拜禅宗五祖弘忍，由于其对佛性发表了不同凡响的议论因而得到弘忍的赏识，著名的“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子更是让其得到弘忍的传宗衣钵，一跃而为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禅宗六祖。慧能得法后，为防人争夺法衣，领弘忍“将法向南，三年勿弘”之训，回到南方。最后在曹溪行化四十余年，对禅宗的传统禅学思想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史称“六祖革命”。
中国佛性思想发展到天台、华严二宗，已出现把成佛的依据归结于一心的唯心倾向。天台宗主性具说，华严宗倡性起论。所谓性具，亦称体具，理具。意谓本觉之性悉具一切善恶诸法。就众生与佛关系说，指一切众生既具备佛性，又本具恶法。易言之，成佛非唯是真心，妄心也作佛。“一念无明法性心”即是性具说的典型体现。（智者大师的“一念三千”理论是天台佛教学说“唯心”倾向的典型表现。）与天台宗倡性具不同，华严宗主性起。性起思想，是华严宗佛性学说的核心所在，从性起出发，华严宗佛性思想层层展开。所谓性起，亦即如来性起，简单地说，就是称性而起。就生佛关系而言，指一切众生无不具如来智慧，只要称性而起，便可作佛；就佛性与万法的关系说，指一切诸法都是佛性的体现，离佛性之外，更无一法。即此佛性在于人之一心，因迷悟不同，固有众生与佛之区别。迷真而起妄，故假号众生；若能体妄即真，众生即是佛。“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即是性起论的典型体现。
不论是天台宗，还是华严宗，虽然他们的佛性思想差别极大，各具特色，但是都常常引用许多经论中的“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这句话，二宗最后都把众生与佛归结于一妙有真心。因而二宗都具有了唯心的倾向，这为慧能把即心即佛作为一宗之纲骨，把中国佛性学说的唯心论推到极端打下了基础，这也是“六祖革命”能够实现的理论前提。
禅宗自谓“教外别转”，所谓灵山会上，释迦拈花，迦叶微笑，即是传法，此后以心传心，至印度第十八祖菩提达摩来华而为中土禅宗之初祖。达摩以后，有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四师，至第六代传至慧能，故慧能有禅学六祖之称。实际上，慧能之前，有禅法、禅学，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禅宗，禅宗乃慧能始创。虽然菩提达摩在《悟性论》中就已语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但真正阐发弘扬这种直指心源、见性成佛思想的，是慧能进行的革命。
慧能的“革命”是什么呢？换言之，慧能究竟在哪些方面使中国的禅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呢?关于这一问题，当前学术界对此说法言人人殊，理解各异。我们认为，所谓六祖“革命”，是指慧能对佛教之宗教仪式、佛性说、修行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比较重大的改革，从而使禅宗成为最富有中国特点的佛教。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即心即佛的佛性说；二是顿悟见性的修行方法；三是不离世间自性自度的解脱论。慧能即心即佛的佛性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人性、自性、心性的具体论说上。他把自性与佛视为一物，认为离自性外无别佛，所谓归依佛者，乃是归依自性，离开自性，无归依处。而所谓自性，慧能以人性说之，也就是说，自性即在人性之中，不可离生身而另求佛，佛性与众生是体一无殊的。而到了后来，慧能又不单纯用自性说佛，而且有了自心佛性，迷凡悟圣之说。如在《黄檗山断际禅师宛陵录》记载了慧能如下佛性思想：“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一切众生本心本体是佛”、“即心即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此后，慧能就直指心源，把生佛归诸一心了。顿悟成佛修行方法的首倡者并不是慧能，而是晋宋之际的竺道生，中国佛教的佛性理论虽然主张渐修者不乏其人，但竺道生首倡顿悟成佛之后，顿悟思想在中土修行理论中就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到了慧能之禅宗，顿悟思想才上升为修行学说之主流。在慧能之前，无论是支遁、道安、慧远、僧肇等人的“小顿悟”，还是竺道生的“大顿悟”,以至后来的天台与华严对渐顿两种思想的论述，他们都没有把它作为创宗判教之纲骨。所以，真正赋顿教以立宗之纲骨的，当推禅宗六祖慧能的祖师禅法。
慧能不离世间自性自度的解脱论是建立在即心即佛的佛性思想之上的。既然即心即佛，那么成佛即在于一心之迷悟，一心之染净。而心本是清净，只是为客尘所染，凡尘俗事所迷，因而必须转染成净、转迷为悟。这即是禅宗区别于净土宗在心外存在西方净土的唯心净土说之所在。正是根据此即心即佛思想，慧能认为心外无净土，因此要注重自心之觉悟，强调自性自度，而不是靠佛来济度。在此自性自度的基础之上，慧能更是提出了生死即涅槃、解脱不离世间的观点。在慧能看来，既然佛性在于一心，成佛靠自性自度，那么入世即可解脱而不必出世，因为生佛之间的差异在于人之一心之迷悟、之染净，即使处在凡尘俗世之中，只要人之一心能转迷成悟、转染为净即可成佛。正是这一不离世间的自性自度的佛性思想，使得禅宗自慧能之后，由原来的岩居穴处，潜心修行，慢慢发展到先识道，后居山，进而衍化为既在红尘浪里，又在孤峰顶上的人间佛教。
经过了慧能的“革命”之后，中国的禅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而使禅宗成为最富有中国特点的佛教。正是由于慧能对佛教的宗教仪式、中国化的佛性说和修行方法等进行了“革命”，使得禅宗能够成为与天台、唯识、华严三大学派相抗衡的佛教宗派，并且最后压倒它们成为晚唐之后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因此，所谓禅宗六祖“革命”，并不是佛教的革命化，而是佛教的中国化。
另一方面，慧能的“革命”也给佛教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消极影响。如即心即佛的佛性思想，到了后期禅宗出现了物极必反的后果，即作为对前期禅宗即心即佛佛性思想的反动，晚唐以降的后期禅宗，进一步冲破心的桎梏而每况愈下，把佛性推到一切无情物，即心即佛的祖师禅变而为超佛越祖之分灯禅，“棒喝” 、“机锋”的神秘主义代替了心的宗教，六祖“革命”所播下的种子，终于长出了否定其自身的果实。而顿悟成佛的修行方式使得后期禅宗摒弃一切修证，提倡纯任自然，读经也罢，修禅也罢，都与他们无缘。这就导致了佛教修行方式走向了神秘主义。最后，不离世间的自性自度的解脱论使得后期禅宗日益世俗化、社会化，并出现呵佛骂祖、超佛越祖的分灯禅。这些，都是在慧能“革命”后的必然逻辑，导致了禅学的衰落，最终使佛教在明以后走向衰落。
作者简介：包其锐（1982-）,男,广西钦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统道家道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