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露锋
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信仰传统。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开始呈显性状态。针对各种矛盾和问题，体制内外的忧患之士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医治药方，执政者也有选择性地采取了相应对策，但收效很有限，社会矛盾和问题仍然非常突出，而且有日益恶化之势。有人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或者停滞。政治体制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问题的关键也在于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民众心灵之舟无所依托，精神大厦无以支撑，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而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信仰传统和普世性的全民宗教，没有形成足以支撑民族精神大厦的宗教信仰。 这与宗教发达的西方国家及其它一些东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演进到现在，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潮流，但宗教不但没有退隐出历史舞台，而且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功能。掌握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当代中国精英，对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普遍性和必要性应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一、宗教存在与人类性灵
宗教存在有其长期性和普遍性，这是由它产生的根源，人类的认识能力，以及人类的性灵决定的。宗教信仰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某种反映，它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的神灵，认为神灵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主宰，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神灵预先安排好了的，人的行为只能顺从神的意志。在人类孩童时代，由于科学技术极不发达，人们对自身生活以及他们同自然界的现象无法解释，出现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进而产生了图腾崇拜，这是宗教产生的自然根源。进入不平等社会以后，除了自然力量以外，社会力量产生了作用，以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的阶级压迫和剥削造成的巨大苦难和绝望，形成盲目的异己力量对人们的支配，这是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
人类社会演进到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以及人们思想认识水平，还远未达到足以消除宗教根源的程度。目前，人们对大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并没有从“自然王国”进入“必然王国”，从微观到宏观，从生命的起源到宇宙的浩瀚，大量未知世界的奥妙尚待进一步探索。大自然的破坏力依然存在，例如洪水、干旱、地震、海啸等天灾，人类还不能够有效地掌握和控制。人们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社会上经常存在失业、破产、离婚、意外事故等问题。这些自然和社会现象，很可能使人产生错觉，将之归之于命运或某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这为宗教的现实存在提供了客观基础。
目前，世界人口约60亿人，各种宗教信徒就达48亿。[1]传统宗教仍在发展，新兴宗教不断出现。21世纪，世界宗教信徒人数将会持续稳定发展。在科技高度发达和物质非常丰富的西方国家，宗教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基督教信徒占总人口的83%，[2]宗教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美国43位总统中有39位是基督教教会成员，其余4位也与教会关系密切。几乎每位总统在就职的典礼上都要手抚《圣经》宣誓；在作公开演讲时，他们常会说的一句话是“愿上帝保佑美国”。[3]美国基督教在结婚、离婚、人工堕胎、儿童劳动、社会保险、教育等问题，法庭、监狱、军队中的宗教活动，书刊检查、广播和电视等方面 ，直接享有一定的管辖权。牧师深入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例如，美国军队中大多都有牧师，他们从军队部门领取薪金，享有军官的权利。[4]除了美国，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宗教信徒也大都占各国总人数的绝大多数 ：英国占87%，法国占96%，德国占65%，澳大利亚占75%。
不仅仅是普通民众，很多探索自然奥秘的著名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据医学家盖洛普氏调查，过去300年300位著名科学家中，其中因无法查明其信仰而不计外，其余263位科学家中信神者有242人，占总数的92%。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曾对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巨擘，如法拉地、伏特、欧姆、安培、爱迪生等。达尔文早年倡导进化论而被奉为进化论的开山师，，但他晚年却翻然悔悟而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前苏联推崇备至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也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牛顿是经典物理学的奠基大师，然而他毕生的主要精力却用于神学的探讨，他视科学为余事，不过是要证明神造物之功的伟大而已。因创立相对论对现代物理学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爱因斯坦，也是信神的，他说：“ 无限高超的神在我们微弱心智所能觉察的琐细小事上显示他的存在，我对之心悦诚服。我的信仰由此构成。在我的心灵深处，确信有个超越的智能彰显在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这构成我们对神的信念。”
宇宙是无限的，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无论今后科技发展到怎样高的水平，都不可能解释和解决人类遇到的自然界的所有难题。同时，无论人类历史演进到怎样高的阶段，不平等和不公正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总会存在。但是，人类的永不满足的天性,决定了人类永远也不会停止对理想天国的憧憬和终极价值的追寻。这些是宗教存在长期性和普遍性的深层条件。
二、宗教信仰与民族精神
宗教的存在不仅有长期性和普遍性，而且还有必要性。因为宗教有巨大的、其它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宗教和科学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两种基本力量。这是在洞察历史和社会真相后作出的科学论断。宗教和科学之于人类社会，好似鸟之双翼。如果说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性物质力量，那么宗教就是人类图存和民族求发展的主要精神支柱。宗教的社会作用和它作为人类和民族精神支柱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净化个体灵魂。古人云：“人心惟危。”人性是多变的，人很难把握自己。把金钱、地位、名誉视着人生的根基和目标，都是不可靠的，捉摸不定的。只有找到“道”，才有做人的根基和目标。“道”是一种超乎理性之外的东西。宗教的对象具有超念性，是具有终极意义的“道”。它所探求的是世界的本原和世界的归宿，它既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既超在又内在的神秘存在对人非常重要。人有了这种宗教上的终极关怀，就不会把此世的金钱、地位、名誉当作人生的根基和目标。不再患得患失，被世俗的功名利禄牵着鼻子走。有了宗教信仰以后，心灵之舟不再四处飘泊，它已经有了一个依托。有了一个彼岸的追求，此岸才显得有意义。
二是提升社会道德。 法律和道德是规范社会秩序的两大基本工具。法律对社会的规范作用是以国家机器作为后盾；而社会道德的维系，基本上靠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内心约束力。道德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内心约束力的大小。成熟的宗教几乎都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如佛教的“五戒”、“十善 ”，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伊斯兰教的孝敬父母、乐于施舍、救孤贫助等。[5]同时，宗教把道德抬高为宗教的教义、信条、诫命和律法，为道德准则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又被神以道德诫命的形式强加于整个社会体系，被说成是一切人的行为之当与不当、德于不德、善于不善的普遍准则。相比于一般的世俗道德，建立在信仰基石上的宗教道德的内心约束力则强大的多，也有效得多。东南亚的文莱人非常有修养。在文莱，处处都能感到一种友善，而这种友善是发自内心的，除了制造和谐和快乐外，没有别的目的。特别是每年在文莱马来人最隆重的节日开斋节的头三天，家家户户都敞开大门，任何人都可以来家作客，即使是陌生人，也要请吃正餐。每逢开斋节，皇宫对平民百姓开放三天，任何人都可以排队进去与国家元首握手，每位客人都受到招待。文莱人性情如此平和、友善与宗教密不可分。文莱人多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向来讨厌暴力，爱好和平，讲究奉献。[6]
三是凝聚民众人心。世界民族发展史有力地证明， 宗教对凝集民众人心、提高民族凝聚力有着巨大的作用。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共同的宗教信仰。犹太教的宗教理念，诸如一神教义、人神“契约观”、先知精神和社会正义等，自民族文明冶铸的一开始就深深地扎根在文明的最深层。随着历史的积淀，逐渐形成荣格式的民族集体的潜意识，铸就具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同时，民族精神通过《圣经》、《塔木德》等宗教经典，以及浸透宗教理念的民族成员生活习俗，一代接一代传承下来，长盛不衰。正是宗教信仰造就的民族精神，使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顽强地生存下来。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将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城，这个民族从此开始了“名亡实存”的流亡历程。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断遭到欧洲各国统治者的驱逐、迫害和杀戮，尤其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但犹太文明不但没有失落，反而奇迹般以其独特的魅力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7]
许多研究印度文化的学者发现，印度历史上饱经劫难，数千年中几乎没有形成过长期有效的中央极权统治，但除了近代的人为分治外，这个国家却始终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物质诱惑的纷繁世界里，仍有绝大多数印度人对本土文化怀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究其原因，以印度教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的时代传承以及与之相一致的信仰认同感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是一个充满神话的国度，历史常常被以神话故事的形式加以述说，这些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话故事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成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至今，宗教在印度社会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印度2001年有99、57%以上的人口信仰宗教，其中印度教徒占82、41%。[8]
波兰以信仰天主教为主，人口中天主教徒占80%。天主教是波兰民族的灵魂，历史上在抵抗外族人入侵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到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圣城岑斯特霍瓦的明山大教堂，曾是波兰人抗击瑞典人入侵的组织核心；克拉科多大教堂则曾是抵抗蒙古人的堡垒。在纳粹的占领下，波兰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为反法西斯斗争而牺牲者多达三分之一，大大超过全民族的死亡率。[9]
三、信仰缺失与历史局限
相比于一些宗教发达的国家，宗教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则要小得多 ，但中国并不缺少宗教资源。除了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早在2世纪就形成外，外来宗教也源源不断传入中国。佛教大约在公元1世纪中前后传入中国，公元4世纪后开始流行，逐渐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大约在7世纪中叶，到了元代开始兴盛起来。天主教自公元7世纪逐渐传入中国；基督教新教）于19世纪传入中国。但不管那种宗教都未在中国大众化、普世化。这其中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及主流理论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短视，人为地限制了宗教的发展。
在外来宗教还未传入、本土宗教尚未形成的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学说开始了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2000多年的长期统治，儒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儒家学说不是宗教，是一种世俗哲学，它否定超越主义的拯救。“道不远人”、“天人合一”是儒家的基本精神 ，本着此种精神，儒家反对形上与形下、灵与肉、入间与出世、此岸与彼岸间的割裂与分离，总是小心翼翼的使超越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保持一种相即不离的关系。这种把现实存在混同于超越理想本身的态度，使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评判失去了超越的尺度和依据。《道德经》有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其中“道”是终极意义上的超越性理念。“仁”、“义”、“礼”、“忠”、“信”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和其极力推崇的，但这些大多仅仅停留在世俗伦理的层面。如果世俗伦理没有“道”的支撑，社会就会容易陷入的绝对功利主义的泥坑。而“道”正是作为世俗哲学（政治哲学和世俗伦理）的儒家学说所缺少的。而且，儒家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其它文化特别是法家权术和兵家谋略等现实主义文化的长期浸染，慢慢丧失了始初的理想主义价值，甚至在许多时候沦为纯粹的思想统治工具-----权谋，即所谓的“外儒内法”、“儒表法里”。
儒学为了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恃其历代统治者的推重和已演变成社会政治学说及伦理学说基础的优势，对道学、佛学及其它宗教基础理论基本上处于压制的姿态 。自从道教产生，佛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儒学对它们的进攻就没有停止过。历史上有名的“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灭佛”事件，就都有儒臣在背后的参与谋划。在明朝灭亡前夕，随着基督教在中国影响的扩大，以儒学正统自居的人，对基督教采取坚决对抗和批判的态度。抨击教士们宣扬的“神权至上”论，是破坏儒家君权独尊的法则，“谋为不轨，破坏伦常”。而对基督教反对崇拜上帝以外的偶像，声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则斥之为违背“忠君”、“孝道”，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正统派不仅在文字上批驳声讨，还在万历四十年（1616）促成“南京教案”，迫令西方教士回归本国，基督教的活动受到打击和限制。
由于以儒学正统自居的人的怂恿和挑拨，也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考虑，大多数统治者对宗教一般采取钳制甚至打击的态度。一是屠杀信徒，毁经除教。如魏太武帝在“长安事件”中对僧人就采取了斩尽杀绝的办法，手段极其残忍。573年，周武帝下令“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10]二是限制出家人数，禁止私度，规定出家条件。从北宋到清朝，全国僧道尼冠总数通常控制50万以下。三是限制建立寺院宫观，这抑制了佛道二教的发展，特别是在那些原先没有佛、道教传播的地区，没有寺院宫观，就使佛、道教难以立足和传播。四是限制信徒集会、出游、言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宗教与普通百姓的联系，失去了很多传播和发展宗教的机会。[11]
宗教在中国未得到充分发展也有宗教自身的原因。佛教是外来宗教，这与以华夏为中心的传统心理直接抵触，所谓“夷夏之争”不但在佛教传入初期起阻碍作用，而且在此后数百年中一直是个议论不休的问题。佛教是外来宗教，这就造成语言障碍，佛经的翻译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且其经典是既定的，具有相当的民族性，这给它的汉化造成不小的困难。道教虽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但它也有自己的缺点。道教以传统的原始宗教、道家理论、方士神仙说、民间巫术等为源头。它来源复杂，系统理论的形成格外困难。方士神仙说、民间巫术在士大夫中间长期以来就名声不佳，这不利道教的传播。此外，道教产生于社会下层，这使它的理论长时间处于低级状态。此外，道教在发展的初期，没有积极地争取世俗政权的支持，而过早图谋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这势必引起统治者的忌恨、打压。
由于以上等诸方面的原因，不管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未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占居主流文化地位、在民众中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儒家学说，由于本身形而上的缺陷和日益世俗化，而不具有宗教性。中华民族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却没有大众化、全民性的宗教信仰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遗憾。但这不仅仅是历史遗憾，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现在。
四、信仰危机与当前困境
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总是必然地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目前中国正处于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出现了全面的、深刻的信仰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1995年所作的一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大型社会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有信仰的”只占28、10%。正是因为严重的信仰危机，造成了当前中国严峻的社会形势和深刻的社会矛盾。
2004年发生在浙江海宁市黄湾镇五丰村的“2、15”特大火灾，反映了目前中国农村存在信仰危机的严重性。据媒体[14]报道，这次事故系当地村民集聚在一草棚内从事迷信活动，失火引起草棚丹塌燃烧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40人。惨剧发生后，政府拆除、取缔或封停了当地的所有非法庙宇。事实上，当地政府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小庙小庵的取缔。但原来被拆除的迷信活动场所又逐渐恢复。直到一年前，镇政府和村委还下令把土庙拆了。但这不仅丝毫没有动摇一些村民的信念，反而使他们空前团结，共同集资，在原址上重新盖起了极其简陋的草棚土庙，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仅仅是在原土庙基础上搭建起来的草棚，就成了村民们灵魂的的安栖之所，这暴露出他们精神世界的严重空虚和信仰领域的高度荒漠化。2003年“非典”期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农民竟用烧香、放鞭炮的方式“驱邪”防“非典”，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安徽、湖南、云南、江苏、陕西、天津、广西、湖北等10余个省（市）。有的还相信“灾害说”、“末世论”。这种面临危机和灾难表现出来的荒唐举动，一方面反映了这些人的愚昧和无知，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信仰的缺失。
目前中国信仰危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宗教极不发达。中国目前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佛教和道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代表。据官方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17]这只是13亿人口的极少部分。许多人对宗教文化一无所知，甚至许多信徒对宗教知识也是一知半解。二是理想主义（共产主义）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挫折、失败（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奉行半多个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丧失了真理的依据；同时，功利主义（市场主义）虽然带来了较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精神痛苦，甚至带来了精神极度虚无的空前灾难，世俗的人文信仰因而同时丧失了价值的依据。大众化宗教的匮乏，以及信仰的替代物----政治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失落，造成当代迄今为止最完全、最彻底的信仰危机。
五、信仰重建与未来中国
危机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机遇。信仰危机为信仰重建提供了契机。正是在信仰危机中，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精神得到了自由，为重新选择、建构信仰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信仰的重建应该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是前提和核心。
现代化是中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和未来发展的根本目标。国家的现代化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器用（即物质）的现代化；第二是制度的现代化：第三是思想（即文化）的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的现代化，因为文化传统决定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制度选择和物质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的现代化目标和价值为主要内容。即使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亲缘关系、原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性改造，不断吸纳、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而且，它们正处在终结东亚式威权主义，走向西方化自由主义的过程之中。[18]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与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唇齿相依、相互相成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通过研究发现，新教伦理是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19]中国当代哲学家牟宗三认为：“我们可以说，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在宗教。了解西方文化不能只通过科学和民主政治来了解，还要通过西方文化的之基本动力--基督教来了解。……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内在动力，为灵感源泉，始有近现代的科学与民主。”[20]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在政治社会领域内，自由、人权、容忍、公平等价值也不能脱离上帝与理性的观念而具有真实的意义。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21]总而言之，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顺利实现现代化（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相比较而言）的根本动力和全部奥秘。
我国现代化之路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但步履艰难，收效甚微。而且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为之付出的代价都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的现代化仅仅停留在器用的浅层面，而对西方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基督教文化或熟视无睹，或视为洪水猛兽。
当代思想家李慎之曾经指出，五四运动至今已有80周年，但启蒙的目的并未达到，启蒙的任务并未完成，现在需要回到“五四”，重新启蒙。[22]笔者认为，“五四”启蒙的目的至今仍未达到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五四”启蒙先驱的历史局限。“五四”的先贤们在打破束缚中国人几千年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把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进来的时候，却忽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即使当时有人洞察到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根本，但外国传教与列强侵华相联系而造成的精神创伤，以及“中体西用”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思想禁锢，使“五四”先驱们对基督教怀有戒心和偏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就总体而言，对于宗教始而关注讨论，继而排击反对，终而冷漠鄙夷。[23]正是这些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致使中国错过了解决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文化现代化和重建中国宗教信仰的大好机会。此后虽然也有这样的机会，但或多或少因为以上同样的原因，以及执政者和主流理论家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一一错过。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信仰重建有两种情形：一是旧信仰以改变了的形式而成为新信仰形式；二是旧信仰体系整个改变成为新信仰体系。中国需要的是第二情形的信仰重建。当前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而全球化正是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不断扩展和延伸的必然过程。中国宗教信仰的重建，主要是要在摒弃传统文化中的毒素，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同时，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新教）的精神资源，培育出既能凝聚民族精神，又能推进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融入全球化的大众化、普世性的宗教信仰。
当然，宗教信仰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对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深厚和意识形态偏见根深蒂固的中国来说，尤其显得艰难和漫长。但不能因为这样就轻言放弃，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宗教信仰，因为没有宗教信仰意味着“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法国作家加缪语）
参考文献:
[1]参见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参见于可《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3]参见胡向春《美国总统的宗教信仰》，《环球时报》2004年1月30日
[5]参见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参见《全球最有修养的文莱人》，《信息日报》2004年3月28日
[7]参见徐新《走进希伯莱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年版
[8]参见姜景奎《宗教印度面面观》，《世界博览》2002年第9期
[9]参见金雁《新饿乡纪程》，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0]引自《二十五史·周书·武帝纪》，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11]参见彭琦《中西政教关系比较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参见《法制与新闻》2003年第6期
[13]参见《民主与法制》2003年11月上半刊
[14]参见《人民日报》2004年2月19日
[15]参见新华网2002年9月4日讯
[16]参见《领导决策信息》2001年第10期
[17]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有关资料
[18]参见何新华《威权主义之后：东亚资本主义发展道理的演变和终结》，《书屋》2004年第2期
[19]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6年版
[20]引自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1]转引自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2]参见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书屋》1999年第6期
[23]参见唐逸《“五四”时代的宗教思潮及其现代意义》，载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许纪霖编），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