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和尚”法律指南
文/詹万承
假和尚喝酒、搂女人拍照、与女人酒店开房，的确是对佛教的一种亵渎和侮辱，但谴责归谴责，假冒和尚并不能构成侮辱罪，也成不了警方抓人的理由。因为被侮辱的对象只能是是自然人而非单位，侮辱法人以及其他团体、组织，并不构成侮辱罪。假如“假和尚”打扮成被人一看就认为是释永信的样子，那或许还能算成民事名誉权纠纷。即便是这样，也应该由被假扮的释永信先起诉，然后在法庭上解决，而不是动员警察抓人。
佛教僧侣组织是松散的，各寺院基本上是独立和自主的，并不存在严格的准入门槛，来限制个人自行出家或建立新寺院，只要他能赢得自己的信徒和施主，当某人宣称自己是和尚时，其他僧侣也没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阻止他。
而且，和尚的称谓与特定品行和声誉之间，也并不存在普遍而牢固的联系。自古以来不守戒律的花和尚就不少见，如今许多寺院也都已不再要求其僧侣恪守戒律，甚至连结婚生子都没问题。
穿着和尚的衣服，罪不至抓。商店里还有卖僧拍的，也不违法，那买来穿似乎也没有违法任何法律。只有当他们有诈骗、嫖娼、行窃、饮酒驾车等行为时，公安机关才能依据《社会治安处罚法》处理。可尽管社会上招摇撞骗的僧侣很多，连少林方丈也曾被人传言“涉嫌嫖娼”，但从目前的事实来看，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搂女人开房就是嫖娼，在寺院摆拍就是诈骗。警方抓人没有依据可言，要知道当时释永信“涉嫌嫖娼”时也没有人拿他怎么样嘛。
两个假和尚在寺庙搂着女人拍照，引发游客围观，然后被僧人们围堵，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寺庙的正常秩序造成了冲击。尽管扰乱社会秩序也要按程度来区分，不能因为有围观就说成是扰乱社会秩序。但依照很多地方执法者的惯用套路看，“扰乱社会秩序”这个主观认定而弹性空间又大的知名“口袋罪”的确很可能成为最终抓人行为的解释。
假和尚搂女人开房，在法源寺摆拍，宗教局为什么无动于衷？其实，中国大多数旅游风景区中，名刹古寺的管理机构并不是宗教部门而是旅游局，宗教部门只能对庙宇内的宗教活动进行名义上的监管。而且他们只管登记在册的僧人，反而对假和尚“无能为力”。
2009年大连市宗教事务局曾开展“全市范围内清理假和尚”行动，其“有效”的治理方案也只是这么三项：一，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释义辉法师讲解如何识别假和尚；二，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提高市民防范意识；三，建立清理假和尚的长效机制(至于是什么则无从得知)。
既然宗教局没辙，那么成立六十年之久，代表广大佛教界人士利益的佛教协会为何不出面？从法律角度来讲，“假和尚”是社会人，并没有任何佛教规定能够制约他。剃光头、穿僧服、持佛珠，冒充和尚，只要没违反现行法律，不会有任何制裁。各级佛教协会、佛教其它组织都只是社会团体，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并没有执法权。
事实上，佛协已经做了它所能做的了——4月9日中国佛教协会新闻发言人普正法师称“假和尚事件”有损佛教界名誉和形象，表达了严厉谴责，并呼吁政府有关部门查处。
假和尚被众僧人围堵时反问：“你们是真和尚吗？你们有权扣留我们吗？”尽管有僧人回答的很有水平：“我们已经报警了，也没有扣留你，只是让你们等着警察来处理。”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仅是因为两人可能冒充和尚，就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得离开，真和尚就有权这么做吗？答案很显然，一来真和尚并没有执法权，二来也没又任何证据证明假和尚违法了。如果假和尚正在坑蒙拐骗或者实施违法淫秽行为被当场逮到，那还另说，但在此次事件中并非如此。
按照个人理解对宗教原教旨教义进行理解和解读，这完全是个人自由。即便这种解读的结果很有可能在绝大部分人看来完全是离经叛道，个人也有权利把这一解读以言论和行为的方式表达出来。色情刊物《皮条客》的创办者Larry Flynt，曾因“以图文形式指认宗教人物有乱伦行为”被指控，但法院最终以“没有哪个有理智的人会认为该广告描述的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为由宣判控诉不成立。
冒充的假和尚被抓走，那么换做一个真和尚，又会怎样？根据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释常辉法师的说法，在佛教内，僧尼触犯清规戒律，只是“默然摈除”，即“谴单”，开除他离开寺院，没有任何重刑。僧尼触犯清规戒律，不会有超出当时、当地国家法律之上的私刑。既然是真和尚都这么宽容，那为什么对待假和尚反而要那么严厉？如果假和尚搂美女应该被抓，那时有耳闻的真和尚娶老婆又该当何罪？
宗教信仰有自由，世俗社会不得干涉，这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反过来，宗教是否就可以此来绑票社会，要求社会必须认同宗教伦理，并且维护它的声誉呢？这并不可行。宗教的声誉完全系于教徒自身，社会并没有义务来维护。冒充和尚之所以经常出现，仅仅是因为冒充者的原因，而与佛门不清净无关吗？如果希望享有不受世俗权力干预的信仰自由，那就不应该指望世俗权力来维护宗教的声誉。只有保障了每个人不认同佛教的自由，才能保障每个人信仰佛教的自由。试图借用世俗权力来实施抓捕，不但维护不了佛门清誉，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