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
（中国是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而著称于世。可是，现实生活中，你会发现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弄虚作假、漠视人性以至对人凶残的事例却屡见不鲜。一句话，近几年来，以社会风气的败坏为表现方式的道德沦丧形象已经成了社会的“毒瘤”，国人纷纷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民对此更是深恶痛绝。道德沦丧的程度用“怵目惊心”一词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上个世纪90年代，南国广州街头曾上演过3名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凌辱妇女，200多人驻足围观，但却无人救助的“壮观”场面；
——成都姑娘林小丽遭遇车祸后，生命危在旦夕，路上有数百人围观，也是无人救助！总算有个人拦住了一辆车想请司机救她时，司机却说：“我还有事”！接着便把车开走了，致使24岁的林姑娘因无人救助而死亡。这个司机回家后在麻将桌上还轻松地讲述路上的见闻，没想到的是，他见死不救的人竟是自己的姐姐。他最后说：“我怎么知道她是我姐姐呢？”
——辽宁本溪市女大学生薛秀琴与同学到效外旅游时不慎落水，同学成建生奋不顾身下水救起了她！而成建生却沉入了水中，其他同伴因不会游泳，便哀求身边看热闹的村民帮忙。但由于村民们讲价钱，结果耽误了抢救时间，致使成建生溺水而亡。
进入21世纪以后，国人的道德水平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用“登峰造极”一词来形容近几年道德沦丧的程度恐怕一点也不过分！
——2001年10月31日,宁夏吴忠市一副市长带领吴忠市所辖5县(市)主管农业的副县(市)长、农业局长、水保局长等35人的检查验收组到中宁县检查工作。当他们分乘的8辆小车经过中宁县新堡乡七星渠黄湾桥时，新堡中学初一（1）班学生王萍（女，12岁），为躲避浩浩荡荡的车队不慎落入了水中，可是在场的官员及随从居然无一挺身而出，下水救助，致使王萍不幸溺水死亡！叫人发人深省的是，当时全国正在领导干部中轰轰烈烈地开展“三讲”教育活动；
——2002年1月11日，浙江省台州市发生的众人哄抢百万现金事件，也让人为之震惊。当天中午12时许，椒江区白云加油站附近一辆小货车跟摩托车发生了相撞事故，地上撒落了层层叠叠的百元大钞（百万现金虽系抢劫而来，但这是另外一回事），过往路人却趁火打劫，纷纷加入捡钱队伍，据估计当时有200多人！后经白云加油站员工的制止，保护下了三十几万现金，但至少有18万现金却去向不明。此后，警方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上发布了限期还款公告，可是主动到公安部门交钱的哄抢群众却寥寥无几。
——2002年4月11日，甘肃省渭源县一名职工因怀疑自己当乡村教师的妻子与学校校长有染，在众目睽睽之下竟将有4个月身孕的妻子连砍78斧头，残忍地杀害！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在长达2个小时的杀戮过程中，当地派出所干警、司法局长、乡长、学区校长、学校校长等人竟亲眼目睹了这一惨案，但却没有一个人上前施救。更令人愤慨的是正在进行“送法下乡”活动的司法局长因害怕承担责任，不仅自己不去救人，还阻止他人进行救人。
——2002年湖南省溆浦县曾发生过12岁女孩荆叶芳舍命救人后反被诬为“自杀”的寒心事件。当时，荆叶芳看到同伴陈玲掉进了水里，自己急的连衣服都来不及脱就跳下水去救人，同伴得救了，自己却永远沉下去了！事后，一些人为了不至于引发官司(向荆家支付赔偿金)，竟然丧尽天良地统一口径，一致诬陷荆叶芳系“自杀”!这和社会上人们担心的“买的怕货是假的，卖的怕钱是假的”竟如出一辙！真可谓“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
——2003年5月9日中午，湖南湘潭市河东大道一栋大楼的6楼上一名男子准备跳楼，楼下有数百名群众驻足观望，有的人还不时发出“快跳啊”,“我都等不急了”之类的欢呼声和鼓掌声，于是，该男子就纵身跳了下去，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而人群中则又是一阵热烈的鼓掌声和欢呼声！
——无独有偶，2003年武汉市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就发生了12 起大学生自杀事件，其中10人死亡，但记者在武汉市各高校采访时，许多大学生的口气竟很有些满不在乎：“唉，去就去了吧，他要去，总有自己的理由和原因。人固有一死嘛 ！”
——2003年5月6日，陕西省城固县二里镇发生了一起3名中学男生暴打凌辱、镇卫生院不予救治、公安派出所拒不出警、村支部书记将42岁的受害妇女用农用车抛到野外并最终惨死的案件。“5•6”事件教人真正理解了什么叫道德沦丧和人性泯灭！5月6日晚，郭、张、王等三名中学生在二里镇街上为王某庆祝生日，遇到了通过乞讨去四川寻找丈夫和子女的李文兰，双方发生争吵后李文兰离去。3人饮完酒后，张某以李离开时骂了他们为由，又去追问李文兰。于是3人在镇供销社门前追上了李文兰并对其拳打脚踢，可怜的李文兰大声求救，但无人前来救助。3人再将李文兰挟持到二里小学围墙外继续殴打、踩踏。郭某则逼问李文兰是男是女，在遭到拒绝回答后，郭、王竟分别用脚各自踩住李文兰的一只手腕，张某即丧尽天良地脱掉了李的裤子并用手机屏幕上的灯光查看……，其中一人则用地边的油菜杆猛捅其下身，导致李文兰的子宫和膀胱都被穿透了！5月7日凌晨5时许，怀着求生的欲望，满身血污的李文兰爬到了镇卫生院，但卫生院却不予救治，仅向派出所打了个电话报了警，可是派出所不出警。过了3个小时后才派了一名没有执法资格的司机来看了看，但未进行任何处置。5月8日下午2时许，二里村支部书记刘国栋又向派出所报警，但还是不出警，更为令人震惊的是派出所竟然同意村支书将受害者拉到野外(属邻县南郑县地界 )抛弃，致使李文兰于5 月10日惨死；
——2003年7月10日，陕西省旬阳县桐木乡派出了32人的工作组进驻该乡涌泉村开展退耕还林清查整改工作，因当初同意农民在桑树地里可以套种黄豆等小杂粮，但检查时又以违反退耕还林政策为由对农民进行经济处罚，致使短短几天之内，涌泉村3位农民相继自杀，造成了2死1伤的惨剧。该村三组组长李祥7月12日夜里11点多喝下了农药，在家人的呼喊求救声中，住在同一院中的5名乡工作组成员竟无一人起来帮助救人！李祥死后，工作组成员为了逃脱责任竟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嫁祸于人。隔了一天，派出所民警即对村民陈音富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询问调查”，逼他承认李祥之死和工作组无关，最后老实巴交的陈音富上吊身亡！事后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追问，当时的工作组成员居然毫无悔意，面无愧色！
——2003年7月31日，陕西省城固县一名中学生在位于县城的北方乐园游泳时不慎滑入了深水区，当时有人要1000元才肯救人，而老板娘坚持只出200元，最终因为达不成协议而放弃了救人。那名处于花季年龄的中学生也就在双方拉锯式的“谈判”中永远离开了“美好”的人间（见2003年8月8日《中国青年报》）！看来“人命关天”这句极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话，虽然广为传诵，其实并未在国人的思想深处落户生根。在一些人的灵魂深处，“人命”连“千”（元）也关不了，更不要说什么关“天”了！ …… 个案已经无需再列举了，想必每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一定都有自己的深刻体会。别的不说，单是近几年的制假售假，恐怕谁也不会觉得与自己有多么遥远：敌敌畏火腿、陈馅月饼、问题豆芽、毛发水酱油、石蜡火锅底料、“杀人”奶粉（食用后婴儿会变成“大头娃娃”，严重的会死亡！）……已经给人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致使市场交易中出现了“买的怕货是假的，卖的怕钱是假的”的尴尬局面； 官员中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虚假文凭泛滥、贪污腐败、买官卖官、包二奶等道德沦丧行为早就成了社会的热点问题，以致天怒人怨；教育科研人员中学术道德败坏，抄袭剽窃者有之，篡改、伪造数据者有之，一篇长文章人为地分解为几篇短文章，再以此来沽名钓誉者有之，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甚至故意混淆概念，通过假道理，愚弄社会和人民，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同时也带来了恶劣的后果；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违背“诚信”这个安身立命原则，出具虚假会计报告，误导投资者，几千万股民大军们则有切肤之痛。至于因虚假评估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更是企业改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就连一向享有崇高道德声誉的医生和教师，也被人们冠上了“白衣屠夫”和“眼镜蛇”的称呼，虽然肯定不准确，肯定不能代表全部，但两类最应该有道德的群体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滑坡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担负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这一崇高而神圣职责的法官队伍,这些年也出现了信任危机,裁判不公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致使一向“温顺”的人大代表也开始颇有微词，几年里各级法院的工作报告能否在表决中通过也成了许多领导为之担心的事情；承载“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这一崇高使命的彩票业，近几年湖北、陕西等地都曾出现过作假、掉包之类的严重影响诚信的事件，致使筹措“善款”的载体大大地打了折扣；有经济“牛皮癣”之称的传销，更是中国历史上自古未见的道德和信用的大劫难，连乡情、友情、亲情等最后一线可以用来维系道德和信用的资源，也被席卷大江南北的传销狂潮作为“牺牲”送上了祭坛！
近3年的高考作文题目（2001年的“诚信”、2002年的“心灵的选择”、2003年的“感情亲疏和认识事物”）虽然各有特点且互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无不以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失范为背景。其中既折射出了命题者的高超智慧和良苦用心，又反映出了国人对社会风气恶化、道德滑坡所表现出的忧虑和愤懑！
二、道德建设和写诗一样——功夫在诗外
那么，今天道德大厦的大面积坍塌，以至成为社会的“毒瘤”，是党和政府不重视造成的吗？绝对不是！相反，党和政府不仅历来高度重视，而且在道德建设方面花费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及财力。
这些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采取了树典型、搞活动、设节日、组织演讲团(先进事迹报告团)等等的一系列举措：树立过的典型，套用戏曲界的一句俗语“生、旦、净、丑，行当齐全”来形容非常恰当，“工、农、商、学、兵”都有自己的典型和模范！当官的可以学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普通民众可以学王进喜、时传祥、雷锋、张海迪、李素丽、徐虎、陈金水、许振超……，未成年人可以学雷锋、学赖宁、……，树立过的典型、发过的奖状（奖金）、锦旗、组织过的演讲团，到底有多少，恐怕谁也答不上来；开展过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学雷锋树新风”活动，都曾经如火如荼，席卷过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也推行过“承诺制”、“首问负责制”等举措；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20字基本道德规范；2003年9月，经党中央同意，又将每年的9月20确定为“公民道德宣传日”；进入2004年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教育部还发布了新的中小学生守则和行为规范，增加了诚实守信等内容……党和政府对道德建设重视的程度在此可见一斑！
至于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建设工作，就更不用提了。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世界上恐怕不算第一也算第二，许多人还以给人做“思想政治”工作为职业，以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出现过政工员、政工师之类的不伦不类的“技术职称”，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而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道德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甚至至今还没有专门给人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医院的心理医生另当别论)；北京市东城区还别出心裁，搞出了《公民道德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用了7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和100个三级指标，涵盖了道德管理、道德基础、道德环境、道德修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7个方面。据说，该体系把模糊的道德概念进行了量化，可以使公民道德建设纳入规范化、指标化和科学化的范畴，而且更便于实际操作和监督检查！〔12〕学生从迈进学校的那一天起，直到走出学校大门为止，都在进行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可是，为什么上述努力都没有有效地遏制住道德滑坡的趋势呢?以致使道德问题像“温疫”一样在社会上蔓延并引了起国人的愤懑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怎样生活着，他(她)就怎样思想着；怎样思想着也就怎样行动着。而且从根本上讲，人的思想和意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而不是一味的外来的“灌输和教育”；家长和学校以及社会都是未成年人的老师，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的问题绝对不是简单地套用一句“从娃娃抓起”的名言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严重的不公平以及那些腐败的官员们醉生梦死、假话连篇对社会道德水平的毒化以及对人们的影响有多么之大有谁认真思考过？现实生活中“口言善、身行恶”的官员还少吗？所以，要从根本上遏制住道德沦丧这个社会“毒瘤”的继续扩散，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真理，直面现实，绝对不能采取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办法。
其实，中国的道德沦丧、麻木不仁等也不是一直如此。解放前非常严重，鲁迅先生曾经对国人的“看客”心态进行过无情的鞭笞，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13〕而在解放后至八十年代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则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绩，以至让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还羡慕过；近二十多年来，却旧病复发，又成了让国家和人民头痛的大问题！同是中国人，何以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按说改革开放以后，物质条件比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强多了，道德水平应该随之提高才合常理。但为什么会出现“仓廪实”而不知“礼节”，“衣食足”而不知“荣辱”的社会现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人类在摆脱掉绝对贫穷（此阶段“饥寒起盗心”，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高不到哪里去！）以后，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是由这个社会的法治水平决定的。试想，在一个精英不能受到有效制约的社会中(突出标志是社会精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制订或者解释以至修改、废除法律)，连约束力理应很强的法律都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犯了法都可以侥幸地通过“权力和金钱以至关系”来“摆平”的情况下，有谁还会去自觉地遵守约束力更低的道德规范呢？在非“法治”社会下，违反道德者往往对自己不仅没坏处，反而还会从中得到好处；而遵守道德的人往往还会成为受害者。近几年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既跑又送，提拔重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不跑不送，降格使用”绝对不是无稽之谈；再如，中国的小人(可以认为小人就是缺德者 )之所以后继有人，也和不完备的体制有关，也可以说是非法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需要为小人的产生和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滋生他们的那块土壤总是那样肥沃丰美 。”〔14〕
在“法治 ”社会的框架下，制定法律时是充分吸收了人民的意愿和诉求的，此时法律成了人民的公共信仰，法律将共同捍卫公众认可的“道德”。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也印证了这一点，往往是那些“法治”国家的道德水平一般都比较高，而恰恰是那些天天嘴上喊“道德”，似乎非常重视道德，甚至把“道德”提升到“治理国家”高度的非法治国家的道德水平反而成了让人民头痛的问题！事实上，也只有在“法治”的社会背景下，“道德”问题也才会真正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那些“法治”国家的领导人(总统、首相也不例外 )说了谎、做了伪证时，可以受到法庭的传唤、质询以至问罪，甚至会因此而丢官！而这种情况在那些天天嘴上喊“道德”的非法治国家能发生吗？今年4月7日，日本福冈地方法院可以判决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背了日本宪法 ，致使小泉在几个小时后就不得不首次表明他是“以私人身份参拜的”，这就是法治国家对执政者的制约力量（2004年4月7日央视新闻）！2002年5月美国奥委会主席鲍尔文女士因假学历问题，可以辞去主席职务，她的辞职不但自动剥夺了她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资格，同时也还包括她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可谓一撸到底（2002年6月11“人民网”）！德国央行行长恩思特•韦尔特克仅仅因为参加了一次邀请活动而未支付住宿费（这在国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引咎辞了职（2004年4月20日“人民网”）……这就是在法治国家里作假、失去信誉，个人所要付出的代价！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许多政府官员们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自然早就违反了道德标准）后，却会背上“记过”、“警告”、“留党察看”之类的不痛不痒、不伦不类的处分继续在公共部门工作，有的甚至继续做官，继续在台上滔滔不绝地向人民群众大讲而特讲“道德”和“修养”问题，真是滑稽透顶！勤政、廉洁、守法本来是对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基本的道德操守，凡是选择了这一职业的人都应该无条件地做到，否则就应该坚决退出。可是，有的地方竟本末倒置、别出心裁，规定公职人员如果供职期间没有贪污腐败问题，那么退休后就可以领到一笔数量不菲的所谓廉政金！根本不关心纳税人是否愿意……。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13条明文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员，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择优录用”。可是，2003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据人事部统计，近3年来，全国新增公务员70万，但经过考试录用的比例只有62.7%，乡镇一级的比例仅为43.26%。个别地方甚至违反规定，使一些素质低劣的人混入党政机关……”；国土资源部早在2002年5月9日就下发文件，要求自当年7月1日起一律停止经营性土地的协议出让，统一采用招标、挂牌的方式，凡是不采用规定方式出让土地的，即使没有受贿也按违规处理。可是直到2004年5月16日，央视新闻的报道说，采用规定方式的比例只有26%……违法行政的状况在此可见一斑！这两个例子都还只是综述式的两类行政违法，至于形形色色的具体的行政违法个案简直可以说多的不胜枚举！而行政违法的背后一般都存在着可耻的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折射出的道德还能谈出口吗？至于对社会道德的败坏又有多大的影响呢？
今天，在道德严重缺损，人民非常渴望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希望自己的生存空间充满道德阳光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地思考问题，防止舍本逐末、直奔主题——就道德论道德，把“道德”问题提升到不适当的高度，甚至和“法治”并列的高度；也不能采取“张三得病，李四吃药”、隔靴搔痒之类的错误方法；更不能搞烦琐哲学，比如没有实际意义的所谓“量化考核”，难道公民的道德水平是考核出来的吗？如果这样的话，“道德”问题将越被重视越会成为问题，以至出现事倍功半、南辕北辙、越追越远的尴尬局面。“道德之花”只有在道德的“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道德大厦”只有建立在道德的“根基”上才会岿然屹立！守法是每一个公民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素养，在此基础之上才谈得上关爱他人、助人为乐、做人民的公仆等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取得的道德成果之所以以后会夭折，根子就在于过于强调“法治”而没有道德基础作保障，以致“行而不远”。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道德建设和写诗一样——功夫在诗外！如果真要重视道德问题，就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依法治国、道德立国”的伟大方略！
三、建立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是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的基本条件
虽然我国的道德建设解放后曾经有过辉煌，但在历史长河中，只能算一个小插曲，昙花一现而已。国人缺乏公德在我国可以说是个固疾，用“源远流长”一词来形容也未尝不可。 曾引起鲁迅先生极大兴趣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45-1942)在其代表作《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该书1894年成书并出版,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之先河，鲁迅21岁在日本时便仔细研读了该书的日译本，并由此而致力于揭示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直到临终前14天还向国人郑重地推荐该书 )，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与晚清政体同中国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曾进行过深刻揭示，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麻木不仁”，而且“缺乏公共精神”；梁启超先生也曾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15]可见公德失范问题由来已久，并早就被世人所痛恨。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也有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道德价值观。比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16〕“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7〕；“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18〕“见得思义”〔19〕；“杀身以成仁 ”[20]等等。至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1]，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2]更是千古绝唱。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绝对不能陷入丧失道德的烂“泥潭”。
前几年，东北一个饲养繁殖东北虎的基地，因为老虎长期被圈养，人工喂食，结果威猛的东北虎竟然变成了斯文、迟钝的“贵州驴”，丧失了虎性！更令人吃惊的是当饲养人员将母虎放进去后，雄虎居然毫无兴趣，“ 祭都祭不起来 ”，以至面临着绝后的危险；无独有偶，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繁殖中心把一只圈养长大后的大熊猫放归大自然后，那只熊猫竟然失去了野外采食能力而被饿死！动物圈养久了会失去其固有的“野性”，人的生存空间如果长时间失去活力，人也会失去“人性”，变得集体无意识，集体冷漠。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哪里有什么活力可言？普通民众连自己的肉体都还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还谈什么活力？所以，麻木、“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缺乏公德以至道德沦丧也就成了顺利成章的事情。
“ 哀莫大于心死 ”，死气沉沉的公民社会固然“有利于”管理，而且管起来也“省心”。但是一切有思想的人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这难道就是我们要建设的“小康”社会吗？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吗？更重要的是有谁真正认真思考过这样的公民社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贪污和腐败如入无人之境，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中积累起了不可名状的不满以至仇恨。当积累到一定程度，遇到适宜的导火索时，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以非理性的方式爆发出来，以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这样的教训我们难道还不深刻吗？
民意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形式的多样化（完备）对一个社会的进步和文明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可是这些年来我们却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倡导人民应该见义勇为、弘扬正气，许多地方甚至为此还专门建立了奖励基金；另一方面，许多不良媒体又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打压主张正义、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民众，排斥舆论监督，阻碍社会公器对正义和良知的激发。其实，民意的表达既应该有“高雅”的形式，如选举、议案、提案、质询、信函等；也应该有“通俗”的形式，如抨击、批判、揭露、互联网等。而且彼此各有千秋，谁也取代不了谁，很难说谁优谁劣！它们都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说后者甚至还必不可少！这和烹调中的“文火”和“猛火”一样，都是烹制美味佳肴所必需的，我们切不可因噎废食。民意表达渠道的萎缩还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另外一种尴尬：什么问题都需要行政权力甚至法律来介入，而效果和社会反响却又非常的差！民意表达方式的不完备（尤其是“通俗”方式）已经给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进步及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别的不说，单是劳资领域的问题就让人揪心：员工工资和企业效率增长脱节；日常“管理”中，有搜身的、有让员工下跪的、有扇耳光的……甚至还出现了现代版的“包身工”！许多地方天怒人怨。
近几年，有的右倾精英专家学者竟然颠倒黑白、混淆概念，提出了没有半点“人文”气味的观点并大肆鼓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其中的一例。本来“效率”和“公平”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得益彰的关系：讲效率，人的干劲就大，也才符合公平原则。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就整体而言国人已经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另外，做到了“公平”，人们的心情会更加舒畅，自然“效率”也就更高。可是，有的人却故意把“公平”和“平均主义”扯在一起、等同起来，抛出了“兼顾公平”的价值观！致使一些通过“官商勾结”而暴富的人，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同时也为了麻痹人民，竟大言不惭地说“兼顾公平”嘛；一些单位发生了严重的不公平事情，甚至一些有权的人私分了国有资产，群众找领导要求解决，有的领导不仅不解决，反而开导群众说“兼顾公平”嘛！因为把“公平”仅仅放在了“兼顾”的位置上，再加之体制上的不完备，所以“不公平”现象在社会上便迅速蔓延，真可谓里应外合。许多人通过非法的、掠夺式的手段一夜之间步入暴富者行列，“权贵市场经济”严重泛滥，出现了严重的贫富悬殊。一些暴富者为富不仁并产生了“仇穷”现象，作为社会主体的工农大众竟日趋“边缘化”，既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又严重地败坏了党和政府的执政形象！
有的地方还打着“解放思想”和“改革”的旗号人为地制造不公平。2004年4月14日《解放日报》报道，江苏省某市让公务员“捧着银饭碗、系着安全带”下海——未来3年里，全额工资分文不少，职级保留，若创业不成还可打道回府！这些做法与其说是改革，倒还不如说是炫耀身份、炫耀不平等，倡导不公平，真不知道他们要给中国今后的改革创造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令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下岗工人及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愤慨！根据今天的现实，很有必要提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公平、协调的科学改革观。
看看今天，在严重的不公平和心理失衡的情况下，民众在平日里则集体失语、集体麻木，但当国家和社会一旦需要自己尤其是群体“配合”（至于需要“牺牲”就更不用说了）时，便谁也不能伤害自己或群体的既得利益，纵然是不合理的利益和要求也会以非理性的方式奋力抗争，在党和政府的执政形象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甚至于甘愿和黑恶势力混合在一起，纵然被人利用也心甘情愿！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得到的那点不合理利益和要求同严重的腐败和以权谋私以及打着改革旗号所获取的非法利益比起来算什么？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从而使问题趋于复杂化，致使许多认准的改革频频受阻，使改革的难度徒然加大甚至难以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能责怪群众没有全局观念吗？我们能责怪群众短视、素质差、不理解改革、不支持改革吗？有的大学进行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对的），只所以也会遇到空前的阻力继而难以进行下去，根子也在于避重就轻，试图绕开主要矛盾上的羁绊而推进改革！真不知道有的人会做何种感想？更有甚者，甚至继续错误地认为，中国的事情就得改变体制，就得“不争论”，离开了学者知识分子就什么事也干不成！
死气沉沉的公民社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是惊人的，不仅仅只是会严重地阻碍着改革的深化甚至继续，还会使人性的麻木、道德的沦丧升级，达到“幸灾乐祸”的程度！美国无理由入侵伊拉克时（现在已经得到证实），许多中国人竟然对这场入侵战争中牺牲的无辜生命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漠，充满了卑劣的幸灾乐祸情绪，甚至于把国家恐怖主义者美化成了英雄，当时在网上更加明显。今年2月5日，北京市密云县发生了特大踩踏惨案（死亡37人，伤15人），事故后的第3天，当记者又去密云县城时听到的却是“砰！咚咚！”的响声，天空中弥漫的则是绚丽多彩的礼花和人们的欢呼声，云虹桥畔人们的谈兴甚浓，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28]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发生的“12.23”特大井喷事故(死亡243人),又有多少人为之动过真情?相反,在过后的事故赔偿中还引发了更加撕心裂肺的道德危机![29]我们再看看西班牙“3.11”爆炸案件（死亡202人）吧，3月12日1400万西班牙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在马德里230万人的队伍前列，出现了欧洲各国领导人的身影，他们与首次游行的西班牙王室成员一起，并肩行进在风雨中。3月15日欧洲各大城市的建筑物都降半旗以示对“3.11”事件死难者最深切的哀悼，3月24日西班牙又给死难者举行了隆重的国葬！[30]而我们，当无数次听到远方传来流窜罪犯屠杀善良居民的时候依然无动于衷，却也没有提出要改善人员流动法规以保护我们所有中国人自己。
因为道德沦丧时间长久,并且不断升级,以致成为千千万万人的行为和习惯，所以有的人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以至最终丧失了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说什么中国人的传统是对自己亲属的不幸往往比较关注,而对于外人则不太注意。这正应验了那句老话:“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如果一个民族退化到连对自己的同类都不曾关心、不需要承诺、不能善待的程度，那么它还怎么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长此以往，人们麻木不仁到连疼痛都没有感觉和反应的程度，以至对邪恶置若罔闻（事实上不少地方已经是了），那么中华民族岂不要变成“野人之邦”？可见，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多么的重要！因背离这个发展观而造成的恶果又是多么的沉重！
造成公民社会死气沉沉、日渐萎缩的根子在于虚伪的民主，使公民的个人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已经建立起来的法制只针对和限制平民而保护纵容精英。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法治只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而已，不要把她看得那么神圣！言外之意，就是除了“法治体制”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管理体制(精英管理的体制 )，照样可以使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照样也能殊途同归！这样的观点如前所述，是极端错误的，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愚昧无知，必须加以澄清。“精英至上”的体制是社会稳定、和谐、进步、文明的大敌，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并努力加以解决。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从提高人民群众自治（农村村组自治及城市居民自治）的质量和水平入手 ，规范权力，努力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形成以至活跃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进而建立起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
四、从推进政治文明入手，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伟大方略是有效遏制道德沦丧现象的根本出路
中国古语说“溺水三千，日饮一瓢；广厦万栋，夜寝一席”。相对而言，一个人的物质享用总是有限的，而精神上的享用和追求却非常宽广。公民希望自己的生活充满着道德的阳光并不是过高的要求，因为心理和安全需要是人这种高等动物的基本需要之一。如果人们深恶痛绝的道德沦丧现象长时间提不到有效遏制，公平和正义得不到保障，那么将会使人们对未来失去美好而又安全的预期，而人一旦失去了这个，随之而来的便是人性中险恶和凶残的一面的急剧膨胀，并最终从人们的心灵深处动摇执政权力的合法性！ 再好的政策、再完备的法律最终都要通过人去执行，所以人的因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小康社会不仅仅只是一些经济指标，也不仅仅只是路有多宽、房有多高、多好，如果没有人的全面发展，没有全社会道德水平的真正提高，那么将会出现一个畸形的、不文明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一定不是人民满意的社会！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和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就必须从推进政治文明入手，不折不扣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伟大方略，舍此将别无他途。
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法治国家必须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步伐过快固然不行，但过慢，则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灾难，并动摇执政权力的合法性，而这与“三个代表思想”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许多社会问题，如贪污腐败问题，社会风气(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的败坏问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监管领域的严重不作为及其他领域乱作为的泛滥就是其衍生出的恶果，而且发生了恶性事件后，那些公务员往往不会有半点理亏的感觉，更不会有忏悔。因此，风声一过一切照旧！
因为执政思想右倾化，还致使靠财政供养的各类事业单位成了有权人和有钱人（通过前者）安排自己子女以至亲朋好友的重要场所，从而导致了就业市场的权力化！由于这些单位过去主要是靠文凭把关（虽不科学，但总体而言还能把住关），但在高校扩招以后特别是假文凭、注水文凭严重泛滥以后，使传统的靠文凭把关的方法失灵了。而新的有效的方法又几乎是个空白，所以许多地方实际上是靠关系、靠金钱、靠权力来把关！既使队伍严重膨胀，人员素质严重下降，又使社会风气严重恶化；至于“买官卖官”之类的丑恶现象的泛滥，实事求是地说，压根儿就是执政思想右倾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在“前门”不通畅的情况下，想进去的人就必然会挖空心思地走“旁门”、走“斜门”！“厚黑学”的蔓延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政治不文明或文明程度不高，精神文明绝对搞不好；政治不文明或文明程度不高，物质文明则会畸形发展（因为必然大量存在权钱交易和官商勾结）。
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关键是落实《宪法》中“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规定，使一切权利都处于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再重要的思想、再深刻的理论，都必须通过先进、科学的制度，才能产生巨大的作用，继而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制度也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追求直理和探索真理，学习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政治文明成果！因为它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解决目前的包括道德沦丧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的确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政治文明，坚持依法治国，坚持以人为本，认真落实公民的各项权利。这样才能慢慢地释放已经积聚得不小了的社会应力（任何对国家和人民怀有崇高责任感的领导人都不应该低估和小视这股力量对社会所具有的潜在的破坏力），使民众焦躁愤怒的心理得到慰藉，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得以缓和，而这正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切不可企图通过歌舞升平的宣传造势甚至假道理或者空对空的思想教育等拙劣手法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并以此来回避矛盾。如果这样的话，将会使矛盾的链条扣得愈来愈紧，既会使改革的难度继续加大甚至难以进行，又会给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文明进步埋下巨大的“事故”隐患！“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32]。饥饿“逼出”了“大流浪”的全国一亿流动人口；亏损“逼出”了国有企业的破产重组及股份制；呆坏帐“逼出”了银行业的实质性改革——股份制试点！如果我们因循守旧，今天严重的社会问题（腐败横行、道德沦丧、买官卖官、“三农”问题严峻等）仍然不能“逼出”回归人民民主政治的实质性进展，那么不仅可悲，而且我们党还会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近几年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又突飞猛进（1994年中国成了国际互联网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只有短短的10年时间，可是现在中国已经有网民近8000万，居世界第二位）；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国，2002年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首次达到15%，从而使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现在各类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已经达到1900万（2003年的毛入学率为17%）；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三农”问题、色情业的昌盛等社会问题特别是严重的贪污腐败及其大量存在着的行政不作为及乱作为等社会治理危机也在促使着人们进行理性的思考……所有这些新情况，不要说与六、七十年代不同，就是和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相比也已经不同，甚至和1990年代初相比也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假道理（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非常灵验）和只说不做或者这样说却那样做（如“口言善，身行恶”等）之类的拙劣方法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客观上要求社会的治理模式能够与时俱进，以顺应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客观要求和规律。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邓小平当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举措。可是，今天有的人口中的“中国特色”却成了排斥坚持社会主义的挡箭牌，并以此来否认公认的价值观和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继而侵害和破坏公民权利！
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建设法治国家，并不仅仅只是时代潮流发展的要求，也不仅仅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和人民的渴望，而是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危机(腐败横行、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三农”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加剧)的迫切要求！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主要奠基者之一的彭真同志在担任委员长时，曾对中国的人民民主进程作过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中国的人民民主就像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三十八级台阶，不能奢望一步登天，但又必须年年都有进步，年年都上一个新台阶。彭真同志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既不能一步登天，但又必须年年都有实质性的进展。否则，年年上不了新台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早在1999年就写进了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今年又将“三个代表思想”、“政治文明”、“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内容写进了宪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随着全社会公民意识的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政治文明的推进和依法治国伟大方略的实施，包括道德沦丧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一定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