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起我们要通过圣水寺圣域佛教在线提供的网络空间讲一讲《六祖坛经》(以下简称《坛经》)。非常感谢圣水寺圣域佛教在线提供这样一个空间和平台，供我们交流佛法的心得，解决我们在修行和生活中的困惑和疑问。
《六祖坛经》是不太好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佛法从印度走向中国，真正中国化就是从六祖开始的。
在讲《坛经》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点那个时代的背景。六祖所处的时代是唐朝贞观之治后的鼎盛时期，在那个时代佛教的几大宗派基本都已经成形了。像智者大师创立的天台宗，在隋代就已经初具规模，到了唐代更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华严宗、三论宗、净土宗、律宗、唯识宗也都开辟了自己的空间和阵地。而禅宗一法从南北朝梁武帝时期由达摩祖师传来东土，经过一脉单传传到六祖的时候，也经历了差不多300年的时间。
300年的时间里，为什么在二祖、三祖、四祖时，没有形成像六祖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气候呢？六祖从五祖接过法脉，也并不是一下子就弘传开来的，而是在猎人队伍中隐姓埋名、藏身遁迹约15年，才现身弘法。这跟当时整个佛教的大气候是有很大关系的。从当时佛教大的环境来看，大乘佛法的八个宗派，再加小乘的两个宗派，共十个宗派，各具规模。从禅宗自身的教育方法的传承来讲，当时也是因缘成熟的时候了。佛教的一切要讲究缘起，外在的缘法成熟了，禅宗自身的缘法也成熟了。
从四祖道信禅师在湖北黄梅正觉禅寺创立丛林开始，禅僧们开始不再依律寺而住，而是有了自己的空间，能够在寺院里一边办道修行，一边劳作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这就一改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三位祖师的“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乞化游行生活方式，而安居在一个地方。四祖创立丛林，然后传法给五祖，从《坛经》里看，后来依五祖而住的僧人超过1000人。四祖的地方不够住，五祖又到距离四祖将近30公里的地方创立东山法脉。在那种情况下，要修行的禅宗和尚们都跑到这里来依五祖而住。至此，禅宗自身的修行方法已经深入修行者的心，所以一旦接法，六祖是以一种真正的大的宗教革命家、宗教改革家、宗教导师的身份出现的。南顿法门一下子形成了这种风范，影响了中国的禅裔，一直到现在，所谓“一花开五叶”。
禅宗从六祖传到后边按时间顺序开创了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再到唐宋之交形成七家，到现在可以说中国汉传佛教寺院的丛林，都是禅宗两个宗派的寺院，叫“临天下、曹一角”——临济宗占了天下，曹洞宗占了一角。
而汉传佛教其他的宗派因为受它的修行方法、传播方式、经典、教制、教规等种种的限制，自身没有抵御外界冲击的力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从历史上退淡出去了。只有禅宗这一法，因为它跟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跟中国儒家文化，跟中国出世者、隐士的思想，跟中国的建筑、文学、艺术、诗歌、雕塑，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无论外在的风雨如何变幻飘摇，外在的世相如何动荡不安，只要有一点点的机会，禅宗就能如雨后春笋般萌发成长。
到了近代，尤其在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禅宗和禅的精神更是能适应社会变革，而与社会主流文化和谐共振。所以,太虚法师讲，中国佛教的特质在于禅。
为什么说中国佛教的特质在于禅呢？
从公元前2年(最早的推算)佛教传到中国来，真正把印度佛法中国化的有三个人。
第一个是道安大师。道安法师规定了我们很多的僧制，使印度佛法中国化。以前出家人都跟师父的姓，比如师父俗姓王，出家人就叫王某某。道安大师说四种姓出家皆同释姓(“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出家，同称释氏”)，所有的出家人都应该跟释迦牟尼的姓，都姓“释”。当时，道安大师写了很多的论著，像《沙门不敬王者论》等等，使佛法真正脱离儒家的批判，形成自己的生存空间。他组织总结、规范、整理已翻译的良莠不齐的经典，其中翻译得不好的就请精通梵语和华语的高僧大德们重新再翻译。所以可以说他是奠定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
第二人就是六祖。六祖真正把禅、佛的心法、佛教的精髓变成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中国修行人的性命攸关的东西。
第三人是太虚大师。在废寺兴学、佛教面临着要被逐出历史舞台的大氛围下，他能够奠定三大革命：教理、教制、教产的革命。所以后来者、后学者要景之，仰之，牢记之。但最根本的牢记不是把他顶戴供养——每天烧香磕头礼拜右绕三匝——而是依教奉行，修行供养。
《坛经》分成十章，是六祖的弟子法海根据六祖当年说法开示记录整理而成。它流通的版本很多，关于这些版本也有很多的疑问。明代的憨山德清禅师曾经整理过《坛经》的版本，近代胡适先生也作过一些整理。胡适先生曾在大英博物馆找到一个敦煌写本的《坛经》，前几年上海古籍印了这个版本。学术界对《坛经》到底是六祖大师所说还是菏泽神会所著也有些歧义。至于真相如何，究竟是谁作的呢？我们不去探讨。我们择法的标准是依法不依人。不管是六祖大师亲自说的，还是法海记录的，还是菏泽神会禅师所说，只要解决我们内在的烦恼，净化了我们的身口意，根除了我们的贪嗔痴，那么它就是好东西，我们依教奉行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