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中国、成长在日本的禅宗，对于形成日本人的性格，起着重要的作用。禅宗不仅对日本人的道德和净身慎心的生活，而且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禅宗以外的佛教诸宗派在日本文化史上所起的影响，可以说只限于日本人的宗教生活，而禅宗则超越了这一影响范围，深入到日本人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事实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
一般来说，理解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解决这一难点的途径还是有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特别是在最近，热心的求道者在不断增加，不少人都参加了坐禅会等活动。尤其是近来不少西洋人对禅发生了兴趣，作为世界思想体系之一的禅引起了世人的注目。
我为能在这里叙述禅的简单大意，使大家理解禅在形成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特点方面所起的作用，感到非常荣幸。
古代印度盛行一种宗教的实践方法，即以心平气和的姿势，调整呼吸，统一精神，来达到高 度认识阶段的瑜伽(Yoga)方法。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现代。通过这种瑜伽法，在提高精神力量的同时也能增强肉体力量，甚至可能产生奇迹。
这种方法据说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被很多修行者实践过。释尊在他出家以后的最初时期也学习过瑜伽，之后他实行了六年的苦行，但始终不得觉悟。最后释尊放弃了苦行，来到摩伽耶王国水流清澈的尼连禅河畔，在佛陀伽耶的菩提树下结跏趺坐，静思冥想，终于在十二月八日的拂晓，豁然开悟。自此，释尊便成为觉悟真理的“佛陀”。
自那以后，佛陀的自觉觉他的言教，以其超乎寻常的人格、无与伦比的感化力和说服力，普及到了一般民众之中。
佛陀时常教导他的弟子们进行瑜伽的实践。在佛教中，瑜伽、禅、三昧大体是同一意思，人们一般熟悉的是被写成汉字的“禅”或“禅定”(定即精神统一)。
禅同律并为一切佛教的基本实践，没有禅亦即没有佛教，所有佛教共同的基本原则是，以戒律作为道德的基本准则，通过禅这一宗教的体验，而达于慧这一绝对真理。
印度佛教除了坐禅和呼吸的调整即数息观以外，尚有对特定问题考察的观法以及在心内描写佛陀形象的观佛，没有这些禅也就无所谓印度佛教。因而在印度并不单独标榜禅，也没有所谓的禅宗。
佛教一传入中国，人们随即也就知道了禅。四世纪初，设立江南庐山白连社的慧远就是一位热心的念佛者和禅者，同时代的鸠摩罗什等也翻译了有关禅的经典。隋代智 ?天台宗的止观，唐代真言密教的阿字观亦皆是禅的变形。从这种意义来说，不同禅发生关系的佛教是没有的。即以念佛来说，最初也是因观佛而发展起来的。
六世纪初，南印度的菩提达磨(略称达磨)来到中国，禅宗开始正式形成。
菩提达磨是南印度香至国王的第三个王子，初就般若多罗修行四十年。般若多罗示寂后，达磨大弘教化，折服了当时盛行的小乘禅观的六宗，名声大播。其后教化其侄异见王，乘船驰向东方的中国，于梁普通三年(520)九月，到达广州湾。十月，由广州敕使萧昂迎至金陵，于宫中同武帝问答，见机缘未熟，便至洛阳止息嵩山少林寺，日夜面壁坐禅，故称“壁观婆罗门”。时有青年僧神光仰慕达磨高风，乞求入室而不许，遂断臂以示其志之坚，终得达磨印可，改名慧可，勤勉修行，最后从师受得禅宗心髓，并传以袈裟、佛钵和《楞伽经》，成为宗禅第二祖。
初祖达磨传法二祖慧可时曾书一偈曰：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如同一朵花开了五个花瓣，自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一样，众生之心若能从烦恼妄想缠绕的迷网中解脱出来，绽开觉悟之花，也就能结成菩提之果。另有一种解释说，这是预言达磨传来的这一之后名为禅宗的佛教宗派，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了根，将来会法运隆盛形成五个流派。以后的事实是禅宗兴旺发达，分成为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家。
二祖慧可之后有僧璨、道信，他们以高洁的日常生活态度深受民众的敬仰。
五祖弘忍时出了神秀和慧能两个人才。前者神秀后在北方盛弘北宗禅，但北宗禅在中国仅传数代便衰弱了。
后者慧能南归故乡广东弘法，后世的禅宗皆是慧能所传的系统。
南宗禅自慧能第四代百丈怀海时期开始设立独立的禅院，制定禅院规制，称为“百丈清规”。自此确立了禅僧以劳动达到自给自足的禅院修行生活的模式。
百丈禅师的孙弟子是临济义玄，创立了临济宗。又六祖慧能的弟子之一青原行思，门下有曹山和洞山二禅师，创立了曹洞宗。这两个分派作为禅宗的代表传到了我国。
北宋灭亡以后南宋兴起，出了临济系圜悟门下大慧宗杲和曹洞系的宏智正觉两大禅匠。
大慧的宗风是看话禅。看话禅是对公案(一种问题)加以考究达到大彻大悟，对师僧提出的公案，将自己体得的见解呈师认可，通过极为具体的个别直观的体验求得永恒真理的一种修行方式。
宏智的禅风是默照禅。默照禅只顾坐禅静心，从内心体得绝对自由的境地，不需要公案。
另一方面，与大慧并称为圜悟门下“二甘露门”(两位最高知识)的虎丘绍隆也在江苏省苏州虎丘山宏扬杨岐派禅风。虎丘绍隆门下有应庵昙华，继有密庵咸杰、松源崇岳和破庵祖先以及曹源道生，名僧辈出，大弘宗门。密庵门下的禅僧大多因宋朝的灭亡而来到日本。在此前后，日本留学僧也去到中国寺庙参学问道。当时正是日中禅交流史上的繁盛时代。
松源派无明慧性会下出有兰溪道隆。兰溪来到日本，在镰仓开创建长寺，曹源会下三世一山一宁也到了日本，给日本的禅宗以很大的影响。破庵派下的无准师范、石田法薰，无准门下的无学祖元、兀庵普宁，石田门下的孙弟子清拙正澄也相继来到日本。
日本的圆尔弁圆去到中国，参学无准，嗣法后归国，成为东福寺的开山祖。无学祖元来到镰仓开创了圆觉寺，其门下有高峰显日，高峰下有梦窗疏石，梦窗派占了日本禅宗的大半，乃一大宗派。
松源门下又有运庵普愿，运庵会下有虚堂智愚。就虚堂参学嗣法归国的大应国师南浦绍明，其下出大灯国师宗峰妙超，宗峰会下出无相大师关山慧玄。宗峰和关山分别开创了大德寺和妙心寺，形成日本临济宗主流的所谓“应、灯、关”一派。此派后由白隐慧鹤得以中兴，其法脉作为现存唯一的临济禅而延续至今。
日本最初开创禅宗的是荣西。从中国回国的荣西在建仁二年(1202)创立了建仁寺，此为我国临济宗的开始。之后从中国来了不少名僧，以宽元四年(1246)来日的兰溪道隆为首，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宋僧相继来日，临济宗以镰仓和京都的五山为中心而兴盛起来。一山一宁是梦窗疏石的老师，之后成为五山文学之祖。由梦窗系统发展而来的五山文化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梦窗系统发展而成的五山派，在日本绘画史上起着重要作用，如拙、周文、雪舟等人才辈出。
在曹洞宗方面，先从荣西就学的道元入宋之后，从天童山如净禅师修行。如净与宏智正觉属于同一系统，传授“只管打坐”。道元在如净那里得法，于安贞元年(1227)归国，宽元二年(1244)在越前开创永平寺。这就是日本曹洞宗的滥觞。
禅宗就这样在日本落了根，之后便结成了丰富多样的果实。
比如，美术、书法、绘画、茶道、剑道、俳句、能、庭园等，对日本文化起了很大影响，直至今日依然脉脉相承。现在曹洞宗、临济宗以及承应三年(1654)由来到日本的隐元禅师创立的以万福寺为本山的黄檗宗，至今仍保持着各自的禅风。这里想主要就临济禅的流派叙述如下。
禅宗传入我国的当初，贵族对禅抱有反感，利用政权等加以反对。因此当时的日本禅宗避开京都，来到镰仓，以得北条一族的庇护和武士阶级的拥护，在镰仓兴起了禅宗。幕府的所在地镰仓成了禅的根据地。因此中国来的禅僧大多在镰仓定居，并与北条时赖、北条时宗一族及其家臣有了接触。
中国来到日本的僧人带来了很多美术品，也带来了美术家。日本也有不少僧人争相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带回不少美术和文学作品。夏珪、马远、梁楷、牧谿等人的画传到了日本，而且卓越的禅僧圜悟克勤、大慧宗杲、虚堂智愚等的书法也被视为“墨宝”而在日本被珍藏了起来。
禅宗尊重艺术的风气，对以后在室町时代作为日本吸收宋朝新的学问和文物据点的五山十刹制度的形成，对日本书院事业的发达以及足利历代将军对书画等美术趣味爱好的养成，起着良好的开创作用。
三代将军义满酷爱学问，曾与义堂周信、春屋妙葩等禅僧大德参禅论道。他任春屋妙葩为天下僧录司(相当于禅宗的总管长)。因春屋、义堂曾建造相国寺，义满便将南禅寺破格提升，将相国寺置于五山中的第二位。五山的确立自镰仓时代以来几经变迁，到了义满时期才最后完成了五山制度，即一位天龙寺，二位相国寺，三位东福寺，四位建仁寺，五位万寿寺。义满并且重新开辟了自元以来中断的日中贸易，改修营建了西阑寺家让出的北山殿(后金阁寺)，确立了所谓五山文学的基础，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北山文化。
八代将军义政效法祖父义满，营造了东山殿，命同朋众(奉侍将军家的僧形侍者)中的能阿弥、艺阿弥从历代将军的大量收藏品中试着制定东山御物，并同能阿弥等共同创始了独具匠意的东山流茶道。由于义政崇尚奢华，美术工艺和其他文化随之大兴，形成了华丽的东山文化。在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时代，以五山为中心，特别是因为茶道的兴盛，禅文化深入到了所有的阶层，深入到了室町幕府和武家、富裕的市民一直到一般的国民生活之中。
禅的宗教生命仅在于“见性成佛”，同释迦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同一意思。一切众生本来都具备圆满的佛性，明确地自觉体验“真实的自己”，这就是悟禅的根本。坐禅开始时通过种种修行，自觉体得了“真实的自己”即佛性之后，继续修行便会出现悟性纯化的阶段，要能修炼到在任何场合佛性毕露，言行皆履行佛道、呈现“真实的自己”的阶段，最终进入佛的境地，这就是禅的目标。初祖达磨大师所说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说不要依赖文字，真实是文字和语言所难以传达的，亦即真实是超越以论议为主体的悟性，必须从体验中去会得。因此禅的表现样式是蔑视逻辑，对事物的表象持漠然寡默的态度，喜好直接把握事物的真髓。对所要表现的对象，不取其形式，而是直截了当地把握对象的本质，采取简洁粗放的表现样式，以禅画为例，即在绢上或纸上用尽可能少的线条和笔墨来表现物体的形状，比如漪涟的水面上的一介渔船，观画人便如同置身于茫然无边的大海之中。无所依傍的小舟，翻越激流，连一根舵 桨都没有，然而正是这无所依傍才人感到其中的无限之美。又如栖息于枯木上的一只鸟，画面上没有多余的一线一画，但是画中隐藏的含意却在我们眼前显露无遗。这种样式表现的艺术作品正是日本人所喜爱的。书法也同样，直至室町时代中期，尊重墨迹的风气 几乎只在禅僧的社会里流行。他们对于禅宗前辈祖师墨迹的崇拜，与其说是出自对祖师的绝对尊敬和信赖，倒不如说是用这种崇拜来作为自己修炼的借鉴。当时随着茶道的流行，尊重墨迹的风气也在一般社会里开始流行开来。
吃茶的习惯传入日本是在奈良时代，来源于唐代的淹茶法，起初用于寺院佛事中的供茶，之后便在宫中流行开来。到了平安时代吃茶的习惯有所衰退，但是到了镰仓时代，宋代的抹茶法传到了日本，开始在寺院僧侣之间流行。这是因为荣西将临济宗传入日本，也将茶种带到了日本。荣西在宋国学习了抹茶法，写了《吃茶养生记》二卷，论述吃茶的功德。建保二年，将军实朝罹病时，荣西将抹茶一碗作为良药并《吃茶养生记》献于实朝。抹茶法视作新来的妙药逐渐普及流行开来了。荣西又将茶种五粒赠与拇尾高山寺的明惠，明惠将茶种在深濑试种，得了上等茶树，吃茶随之盛行。又有师事荣西后来入宋、归国后开创曹洞宗的道元，仿效唐代名僧百丈禅师的《百丈清规》，写了一部日常修道仪规的《永平清规》，制定了吃茶、行茶、大座茶汤等茶礼。当时随从道元入宋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在中国学习了陶器制造法，回国后在濑户制造了“茶入”、“天目”等陶器，被尊为“濑户烧”的陶祖，在我国陶磁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我国在世界上以陶磁王国而自豪，同加藤四郎的巨大功绩是分不开的。博多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大应国师)也曾入宋。嗣法径山虚堂禅师，文永四年(1267)归国时带回了茶具架和茶典七部，其中有一部《茶堂清规》三卷，改名为《茶道经》刊行，广泛地传播了禅和茶的知识。据说茶具架后来传到了由南浦的法嗣宗峰妙超(大灯国师)开创的大德寺。
嘉历元年(1326)来日的清拙正灯特别精通《百丈清规》，后来应小笠原贞宗所请开创信州开善寺，据说曾给贞宗讲说《百丈清规》中的布萨式，为武家茶礼的成立作了准备。
小笠原氏以禅林中日常茶饭的礼式为基础，制定了武家礼法。到了小笠原长秀一代，受将军义满之命，撰述了《三议一统大双纸》十二卷，又仿效此书写了《今川大双纸》、《宗五大草纸》等有关武家礼法的书籍，严格规定了武家社会中接客，为贵人选物时的举止动作礼仪。后来所说的举止动作礼仪即是指的小笠原流派。
六代将军义教时期，在同朋众中出现了能阿弥这一位艺术家，他善于在上流武家住房即书院的大厅里装饰茶道器具，将一直被作为玩物的茶道改成为上流武家社会中的严肃的茶道，这可以说是正式茶道的第一步，也叫做东山流茶道。
另外，同时代的村田珠光，曾参大德寺一休宗纯禅师。一休曾得宋圜悟克勤的墨迹，作印可之证，深悟茶道中有佛法。这是大德寺一派同茶道结合的起始，以后大德寺和茶道就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珠光提出了比形式更为重要的茶道礼法的“心”的问题，提倡真正的茶道应当是戒除我执，不以我心为师，而当成为我心之师，熟练者不应轻视初学者，初学者也不应嫉妒熟练者。珠光将一休授与的墨迹挂于壁间，比喻佛法也见于日常茶饭的茶道之中，亦即展现了茶禅一味的境地。基于这种信念和见识，他对茶室和茶道器具加以改革，并富有创意，不在客厅而在四叠半的草庵里铺上席子，将涂漆茶具架改作竹制茶具架，客厅壁间的挂轴也一改过去的中国绘画而代之以禅宗名僧的墨迹，壁间的饰花改作鲜茶花。这种名符其实的茶道后来传给了武野绍鸥。
绍鸥生于大阪府，因家庭富裕而精于茶道，曾就南宗寺大林宗套参禅论道。大林出任大德寺第九十一世住持时，绍鸥随大林到了京都。绍鸥向三条西实经学习歌道 ，悟出艺术创作的学习和构想是两回事的道理，在这一点上作歌和茶事都一样，从而开创了探究珠光流派的奥义并着眼于新的构想的茶道新派。
在大林宗套门下热心参禅的还有位青年人，叫千宗易，后称利休。利休也曾历参笑岭宗诉、古溪宗陈等师。后号据荃斋宗易，成为信长、秀吉的茶头。他在东福寺僧功叔居住的山崎妙喜庵布置了铺着二张席子的叫作“待庵”的别出心裁的房间，开创了在耳房里 进行茶道的做法。他发现在耳房里举行茶道比在大客厅里举行茶道更能发挥茶道的精神。当时曾有弟子南坊宗启问道：“人们常说，茶道以茶具架为根本，在耳房举行茶道似觉心内无所依托，这是为什么?”利休回答说：“耳房茶道，第一，以佛法而修行得道。讲究居住的考究，饭食的美味，那是世俗的做法，只要住房不漏，食物不缺，也就行了，这就是佛的教诲，茶道的本意。茶道就是取水、砍薪、烧水、点茶、供佛、与人同饮，插花点香，继承佛祖的家业。此外具体的，你自己去想吧。”这就是充分表达利休茶道精神的名言。
茶道来自禅宗，禅院的僧侣将茶道作为奉佛的仪式，以达勤勉专一的心地境界。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即是按此禅法精通茶道的人物。珠光是茶道的开山祖，绍鸥是茶道的名人。此外精通茶道的还有东山流派的北向道陈，及其弟子利休，都受到珠光流派茶道的影响，着重于茶道的禅法。
以上所述禅的思想的多种样式的展开，直至今日仍然生动地活跃在日本人的生活之中。我希望今后日中两国的佛教，通过禅的交流，更加活跃，不断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