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佛教是叙述从公元907 —959 五十余年间，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佛教。这时中国又南北分裂，北方是五代更迭，南方则先有前蜀、吴、吴越、闽、南汉，继有荆南(又称南平)、楚、后蜀、南唐诸国(通常连同北方在后周时割据独立的北汉、合称十国)。北方兵革时兴，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又对佛教执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南方则各国相安，社会比较安定，帝王都热心护教，因此两方的佛教，一则勉强维持，一则续有发展，其情况各不相同。
北方从后梁到后汉，各代对于佛教多因袭唐代的旧规，也例行诞节诣寺行香、斋僧、僧道对论、赐紫衣师号、度僧等事，但对僧尼的管理则比较严格。管理机构为祠部(后梁)，后设功德使(后唐)。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后梁龙德元年(921 )即再申明令，愿出家者须入京师比试经业。后唐、后晋也同此限制，并禁新建寺院。不过后来功令渐弛，寺僧仍归浮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赋税、兵役，所以到了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 )便毅然对佛教予以沙汰。凡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废除，仅在原无敕额寺院的地方许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试验。更禁止当时流行的烧身、炼指等眩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这一措施的结果，国境内寺院废除的过半。因废寺院还连带将
民间保存的铜制佛像全数没收，用来铸钱，以充实国家的经济。这对佛教本身来说，澄清了一切紊乱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顿，并不算是很坏的事，其性质也和前代各次的破佛措施不同，只是北方佛教原来仅获维持的，经此波折就更见衰落了。
其在南方，各国割据的局面，如吴越、南汉、闽国等，历时都比较长久，又大体相安，互不侵犯，各在境内还实施些有利民生的改良政策，使经济有所发展而社会日趋安定。各国帝王多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对于佛教的建寺(如闽地在王氏统制时，凡增建寺院二百六十七所，后改属吴越，二十七年中又增二百二十一寺；到后周显德初大废佛寺，杭州寺院获存者仍达四百八十所)、造塔(如闽王王曦于永隆三年即941 年在福州乌石山麓建崇妙保圣塔，南汉王刘鋹于大宝十年即967 年在广州造千佛铁塔，今均存；又吴越王钱弘俶于后周显德初效阿育王故事，铸造八万四千小铜塔，中纳《宝箧印陀罗尼经》印刷卷子，颁布境内，十年方竣)、造像(如闽王王审知在后唐同光三年即925 年冶铜铁三万斤来铸释迦、弥勒诸像)、写经(如闽王室在后唐同光元年即923 年写金银字藏经五藏等)，
以至度僧(如闽地初于后唐天成三年即928 年度僧二万，自后闽僧日见增多，降至南唐，度僧仍极浮滥，金陵一地即有数千人)，所以当时南地佛教始终在发展。
唐代所有各宗派，到了五代时，只禅宗和天台宗因根据地在南方，条件优越，得到更大的开展。南方禅宗在唐末时，曹洞崛起，大振青原(行思)一系的宗风。同系德山门下的闽僧义存(822 —908 )参学归来，构居福州西山的雪峰，唐末受到闽王王氏的优礼，十数年间，替他建寺造像、厚施养众，于是教化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僧众趋集，冬夏常有千五百人。其门徒中又多杰出人材，如玄沙师备(835 —908 )、洞岩(越州)可休(874 —940 ？)、鹅湖(信州)智孚、长庆(福州)惠棱、鼓山(福州)神宴，都得闽王尊重，分灯化俗。其中玄沙从《楞严经》入道，识见尤属特别，化行尤广。继有罗汉(漳州)桂琛(867 —928 )，曾参雪峰法会，但得旨于玄沙，门众推为上座，大弘玄沙之教，遍于
全浙。从桂琛得法的有文益(885 —958 )，后为南唐元宗迎住于金陵报恩禅院，死后私谥法眼，衍成法眼宗。其弟子有天台德韶(891—972 )，为吴越国师。门下有永明延寿(904 —975 )沟通禅教，后著《宗镜录》，成一大家。还有义存另一门人云门(韶州)文偃(？—949)为南汉高祖所尊礼，教化很盛。其门下香林澄远(？—987 )后更光大，成为云门宗。此外，临济宗由兴化(魏府)存奖(830 —888 )、宝应(汝州)慧颙(？—952 )相承；曹洞宗由洞山云居道膺一系同安道丕、同安观志相承；沩仰宗由仰山南塔光涌(850 —938 )一系相承；
各弘化一方，与法眼、云门并行。禅家五宗，至此完全建立。
天台宗在五代时直传湛然之学的有义寂(919 —987 )。他因德韶的推荐，见重于吴越王钱弘俶。钱氏特为他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又接受他的建议求会昌以来散失了的天台教籍于高丽。其后高丽遣谛观送了智者诸大部著述来浙，于是一宗典据大备，呈中兴之象。义寂之传有义通(972 —988 )、宗昱，通后传四明知礼，更大昌此宗之说。
当时北方的义学是不主一宗而以疏通性相、精研大小乘的综合形式出现的。常习的经论有《法华》、《涅槃》、《仁王》、《维摩》、《弥勒上生》等经，《中观》、《唯识》、《俱舍》等论，而以《百法》、《因明》二论归之名数与立破法门，视为研学方便，敷讲尤为普遍。讲家著名的撰述有彦晖(后梁，840 —911 )的《百法论滑台(所住地方)钞》，归屿(后梁)的《百法钞会要》，虚受(后唐)的《俱舍疏钞》及《法华》、《百法》、《唯识义章》，贞辩(后唐)的《上生经钞》，可止(后唐)的《法华顿渐教义钞》，智江(后周)的《百法瑞应钞》，继伦(北汉)的《因明论演秘钞》、《法华经钞》等。又《法华》的研究本来在南方是以天台之说为正宗的，而北方学者南来讲说却常用慈恩宗义相沟通。如可周(后唐)于乾宁四年(897 )节《法华玄赞》为五卷《评经
钞》，又为音训并解释道宣的《法华经序》，乾化二年(915 )以后即在浙江一带弘传其说。又皓端于杭州撰《金光明经随义释》，会通慈恩、天台两家宗要，而启发了天台内部异解的端绪。象慈光悟恩(912 —986 )即曾从皓端听习经论，而后契入天台，著《玄义》、《文句》、《止观》、《金光明金錍》科总三十五帖，继而就发《金光明玄义》真心观之难。
此外关于律学，从中唐以来就是南山、相部、东塔三宗并行，未得统一。五代时还保持着同样状态。其在北方，新章宗即东塔一系仍在流行，著名的律师如贞峻(847 —924 )即在东京开宝律院为新章宗主。从乾化元年(914 )以来，十年之间度僧尼三千余人。又相国寺澄楚(889—959 )亦为新章宗律主，后晋初入内道场，为皇宫妃主等落发受戒。他一生临坛度僧尼八千余人。至于江浙地方，则南山律更盛。律师元表原在长安西明参与法宝讲席，广明中(880 )来越州讲南山律钞，诸郡学人莫不趋集。其门人杭州景霄(？—927 )著《简正记》二十卷。又有守言再传元解，后为南山宗正系。又法宝高足慧则(835 —908 )亦于广明中南来传律，其弟子希觉(864 —948 )著《集要记增辉录》(《集要》为
慧则之作)。其门下有赞宁(919 —1001 )，为吴越僧统，都是宏传南山宗的有力者。
五代时写经阅藏的风气也很盛，但南北所写大藏，依据略有不同。北方多写《贞元录》入藏经，这较《开元录》入藏的多出三百余卷。南方通常依《开元录》写经。南唐升元二年(938 )曾由僧勉昌请编李长者所撰《华严经论》四十卷入藏。保大三年(945 )僧恒安又从关右写到《贞元录》续入藏经，连同《千钵曼殊室利经》十卷，《一切经源品次录》三十卷，共三百七十三卷，编成《续贞元释教录》，请写录施行，这样南方就也有《贞元录》入藏经的写本了。另外，和写经连带着有音义之作。如汉中沙门可洪，从后唐长兴二年到后晋天福五年(931 —940)费了十年功夫，撰成《大藏经音义随函录》三十卷，订正了玄应、厚师(西川)、谦师(浙右)、郭迻(河东)诸家旧作的错误，其书今存。又行瑫
(895 —956 )也以订正郭迻音义的用意，撰述《大藏经音疏》五百余卷，几乎等于疏解一部大藏音义。其书曾风行两浙，全部已佚，最近仅在日本发现其第三百零七卷写本一卷。当时讲家博学的大都遍览全藏。如贞海(后唐)擅长《法华》，三十余年间讲经三十七座，阅览藏经两遍。从隐(后汉)通《弥陀》、《中观》、《百法》三种经论，尝为大众一日作三讲座，阅藏一遍。智佺(后周)讲《百法论》百?啾?登座多不临文，但凭记忆讲述，却极流畅详尽，阅藏三遍以为参考。文辇(南唐)习禅，也览大藏三遍，以佛言为定量。义楚(后周)精于《俱舍》，讲《圆晖疏》十余遍，也阅藏三过，并纂成类书《释氏六帖》二十四卷，今犹存。
五代时佛教艺术无大发展。如在教煌石窟，五代所筑窟存三十三个，其中塑像仅保存了唐代的旧规模，壁画也缺乏生气。惟雕像之存于杭州南山区的摩崖龛像(西方三圣像等)较胜。在此时塑像和画像里，十六罗汉等题材特别流行。如杭州雷峰塔有金铜十六罗汉像，烟霞洞有十六罗汉像，皆吴越时造。在僧俗间有好些人以画罗汉著名，如后梁的李罗汉(因善画罗汉而得名)、后蜀贯休(禅月大师)等。又唐末奉化(明州)有布袋和尚契此，自称弥勒化身，江浙间多有信者，也时图画其像。至于佛教建筑，特别在造塔方面，因鉴于木材之易引火灾，改用砖石，其结构形式虽基本上模仿木塔，但附加雕刻，别有特色。现存遗构在南方较多，如福州的崇妙保圣塔(闽国时造)、杭州保俶塔(吴越时造)，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南唐时改建)、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南唐时造)。
另外，当时僧徒有学包内外、吟咏风骚的好尚，故很多擅长诗文或书画的。如可止(后唐)有《三山集》收诗三百五十篇，齐己(后梁)有《白莲集》收诗八百首，栖隐(楚)有《桂峰集》，汇征(吴越)有诗文集七卷,虚中(楚)有《碧云诗》，希觉(吴越)有杂诗赋十五卷，贯休(后蜀)有《禅月集》等。其能书的则有贯休和他的弟子昙域(能篆书)，又晚峦(能草书)等。能画的有智晖(后唐)、智蕴(后周)、蕴能(吴越)等，都很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