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01-16 15:21:44
内容摘要:地藏菩萨以形像多样而著称,披戴风帽像最为典型突出但并非出自经典,而与唐代《道明和尚还魂记》有密切关系。山西临猗出土的绢画更反映出其演进过程。通过地藏菩萨主要类型的梳理,可知地藏信仰发展过程中,形象特征也有重要作用与突出表现。
关键词:地藏菩萨;佛装佛像;菩萨形;沙门形;风帽像
作者简介:张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宗教艺术、佛教史研究。
地藏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唐宋以来在中国发展演化、为民间丧葬习俗所尊,形成了对东亚地区的深远影响。地藏信仰的演进幅度较大,与之相应的形像特征变化亦大。地藏菩萨有佛、菩萨、僧人三种形像,最典型的形象是戴着风帽的僧人形,手持锡杖与宝珠,胁侍道明和尚与金毛狮子的形象,还有包括六道轮回与十殿冥王的复杂组合。
佛教美术中图像的依据是佛教经典,这是一般规律,也是图像学的基本规则[1]。无论何种宗教的图像,多依如此规律。但是具体而言,会有种种变化。地藏信仰与形象演进中,就有这种情况。本土僧人撰述的疑伪经典等起到了很大作用。其实汉文地藏诸经中,只有《十轮经》是译自梵本的真经,而《地藏菩萨本愿经》较其所起作用或许更大。再加上《十王经》等的弘扬,地藏菩萨终于成为幽冥世界的主宰,确立了东亚幽冥信仰的基本特征。从经典与图像的相互结合与补充,对此状况可看得更加清楚。
地藏菩萨统摄十王、执掌幽冥的过程是步步渐进具体而成,并非一蹴而就的。晚唐出现的《阎罗王授记经》及其发展——图赞本《佛说十王经》,构造了中国的中阴炼狱——冥府十王[2]。《地藏菩萨经》与《道明和尚还魂记》则进而起到作用。《十王经》开始只将地藏作六菩萨之一画出,后来则在卷首画中统领十王。其地位升迁就与疑伪《地藏菩萨经》有关。此经非常短小[3],叙说地藏从南天来到阎罗王旁,对入炼狱——中阴处的灵魂,共同审判断案[4]。这个小经弥补了《十王经》的不足,使地藏进入了十王体系。笔者在《地藏菩萨统领十王的进程》一文中对此已有探讨[5]。董文员所绘《十王经》卷首就写有此经,插图中也有阎罗与地藏并坐。石窟摩崖雕刻也有例证,如四川绵阳北山院9号龛、新发现的安岳香坛寺摩崖雕刻,都可见到。两者都有地藏与阎罗并坐。但香坛寺雕造更为复杂。它是两个龛组成,一个大龛与绵阳龛像相似,分为数个龛格,中间主要龛格刻有地藏与阎罗。其旁有一略小的龛,只雕了地藏菩萨。这样,地藏菩萨与阎罗及十王形成了双重的并坐。对比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北山院地藏为露顶,而香坛寺地藏则戴着风帽(虽有残损,仍可认定)。地藏戴风帽9世纪末已有出现,10世纪后很是流行。这个戴帽地藏的由来何在呢?
辽代僧人常谨所《地藏菩萨像灵验记》中曾有一条记载[6],说是五代天福年间,西印度沙门智祐,带着十王地藏图像,来到中国。图中地藏戴着冠帽,手中锡杖宝珠,身下有十王。这个记载似为来源不明的地藏十王像提供了重要根据。但实际材料证明,十王造像早在晚唐已经出现。绵阳北山院地藏十王像唐中和年(882)前后已造出(证明确立十王的《阎罗王授记经》9世纪已有),地藏未戴冠帽。资中西崖地藏十王龛有唐景福二年(893)题记[7],地藏已披风帽。所以,十王形象不会由西印度五代时传入,其冠帽说亦不可靠。
风帽地藏的由来,其实缘于《道明和尚还魂记》。此文甚至不是疑伪经,只是敦煌文书中的入冥故事。但其所说覆顶地藏影响深远,成为后来最典型形象。讨论此记及图像之前,先应了解地藏菩萨形貌基本情况。
一、地藏形貌
地藏菩萨经典仪轨有僧人形、菩萨形,还有40余种神通变化身表现,但少有图像体现。
僧人形说见于凉译与唐译《十轮经》。北凉译本《大方广十轮经》序品说大集会时,“是地藏菩萨沙门像,现神通力之所变化”[8]。还有很多菩萨随地藏以神通力俱来至此,悉作声闻像,在如来前,礼佛说偈。
唐玄奘译《大乘大集地藏菩萨十轮经》序品有同样描述,地藏菩萨与众多菩萨前来礼佛,“并诸眷属作声闻像,将来至此,以神通力现是变化”。其下重申并有偈颂[9]。
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以神通力现声闻像。从南方来至佛前住。
地藏真大士,具杜多功德。现声闻色相,来稽首大师[10]。
经典中地藏神通力不止于此。此经序品说地藏可以变幻的种种形象,不少于观音的三十三相或在三十二身[11],若“作梵天身成就众生……或作地狱身”,共有四十二身之多[12]。地藏化佛身在《十轮经》此处可见,虽然北凉译本并无“佛身”,唐代译本才有。而敦煌文书《礼赞地藏菩萨忏愿仪》(北8422[重22]号),是依照经文撰成忏悔仪愿,却强调了圣人身中佛形、菩萨等形[13]。
密宗典籍之中,则菩萨形像与沙门形貌皆具。如善无畏《大日经》、《地藏菩萨仪轨》中都有地藏菩萨形像及持花服袈裟的记载。“次说画像法……一手持盈花形”[14],其仪轨并东传日本,记存于《觉禅抄》等等之中[15]。
艺术图像类型中地藏至少有佛形、菩萨形、声闻形三种,后者又分三种,光头、戴帽、戴冠。佛像形例证主要在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其初盛唐期千佛洞内中心柱侧与壁面,多个小龛中有对称雕出、左右舒相坐即半跏姿的双像,也有单像。服装为通肩、袒右式袈裟,头面多残损但顶有肉髻。手势多为横放胸腹前,也有持宝珠者。武周圣历元年(695)高叔夏、证圣元年(699)元思睿题记等,明说造地藏菩萨之像。(图1,2)
龙门石窟菩萨形是出现最早的地藏像,有些可能早至初唐贞观年间。其中有坐姿立势皆有,袒身着裙,帔带绕身,佩璎珠圈,顶束发髻。手中或持宝珠、或提净瓶,几乎全同于胁侍释迦的菩萨、或胁侍弥陀的观音。其中半跏而坐姿态仍居多一些,也有个别地藏为主像具有胁侍。龙门石窟的僧形地藏也有重要代表作。如宾阳中洞上方手中现五道轮回的僧形立像。还有牛懿德造像,半跏右舒相坐,手扬起,头上有高肉髻,但袒身披帔带为菩萨衣装。河北隆尧宣务山曾有龙朔年间(661~663)地藏像,较龙门麟德元年(664)纪年像稍早,初唐僧形像还见于邯郸南响堂山石窟(图3)。
图1 彬县大佛寺千佛洞地藏
图2 彬县大佛寺千佛洞双地藏
图3 南响堂石窟2号初唐地藏(作者摄)
此后地藏种类渐趋丰富。地藏与六道、地藏与十王、地藏与道明以及地藏与观音等相继出现。地藏进入十殿阎罗体系,先是并坐,再为统领,还出现道明与判官等胁侍。地藏本身的特点即服饰等也有变化,最重要就是沙门形僧人像式戴上了风帽,所执法器以锡杖与宝珠为主。而所存遗迹中有纸本经绘、绢麻幡轴、壁画、石窟雕刻等,以敦煌莫高窟及藏经洞为多,四川与重庆的摩崖雕造也不在少数。画史中《五代名画补遗》说张图善画十王地藏、《图画见闻志》记五代初“王乔士画佛道人物,尤爱画地藏菩萨十王像,凡有百余本传于世”。总之,10世纪以来最为典型之像,是地藏居画面主尊,头戴风帽,项饰璎珞。身着袈裟,跏趺坐于莲台、右手执锡杖、左手或捧珠或结印。身旁胁侍着道明和尚、或同金毛狮子。至于明清时九华山的圣僧——新罗来华的金地藏像,则以僧人衣装而戴五佛冠。
二、《道明和尚还魂记》
藏经洞具有纪年的风帽地藏像有四件绢画,时代都集中在北宋。英国藏SP.19北宋建隆四年(963)康清奴所施地藏掌六道图[16]。法国藏(MG17659)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千手观音画下方题记旁有地藏像,侍有道明与狮子。榜题“此是地藏菩萨来会鉴物时”,“道明和尚却返时”,“金毛狮子助圣时”。此图的题记明显表示出与《道明和尚还魂记》(敦煌文书S.3092号)的关系。法藏(MG.17662)太平兴国八年(983)像,画被帽地藏与六道、十王判官,下有道明和尚与金毛狮子。图下还有引路王菩萨与供养人。甘肃省博物馆藏北宋淳化二年(991)父母恩重经变下方题记两旁画着地藏菩萨与供养人[17]。其地藏旁有两侍女,前有跪僧应为道明,无金毛狮子。敦煌被帽地藏中其实类型很多。石窟壁画中还有五代第305窟甬道地藏、375窟地藏与十王、379窟具道明题记地藏十王等等之像,西夏154窟地藏像等。敦煌藏经洞白描画稿中也有晚唐五代风帽地藏,还有色绘纸本(P.4070号)与版画印本(P.4515: 5)。从造型组织要素来说,也是从简到繁,既有独身幡画,也有繁复的六道十王等。
风帽地藏当然不止于敦煌一地,川渝地区唐宋石窟实例也不少。向前追溯,晚唐风帽地藏已有出现之例,如四川资中就有北崖两龛戴帽地藏,而西崖则有两龛地藏十王龛,亦披帽,一龛主像座前卧一狮,另一则具晚唐景福二年(893)题记[18]。作为十王信仰根源的《十王经》插图之中,风帽地藏与露顶地藏就交错出现。而山西省临猗县北宋塔基出土的绢画中,体现出非常独特的双地藏像,一为露顶、一为风帽。而至明清时期,道明和尚与新罗来华的金地藏传说融合,道明与闵长者(传为道明之父)侍立在下,金毛狮子在部分画面中消失,而地藏头上的风帽也换成了五佛冠。
由于风帽地藏的根据并非严格的仪轨经典,所以其出现不是统一划齐,而是交错出现。风帽地藏出现以后,露顶地藏仍然存在。松本荣一认为是声闻形象的一种变体。风帽地藏其实是时代与信仰所需。由于披戴风帽,使其形象更具威严与气度,与常见的罗汉与佛弟子区分。这与佛教美术的发展也有一定关系。唐代以后罗汉形象益愈发展,十八罗汉、五百罗汉也渐盛行。圣僧之中如僧伽大圣也有披戴风帽,甚至玄奘也有披巾戴帽像替代露顶之像,这对理解地藏风帽有重要价值[19]。综合而言,时代发展、信众的需要,使近同于弟子罗汉的僧形地藏像变化,风帽地藏才会应运而生。
英藏敦煌文书S.3092号有一段归愿文与《道明和尚还魂记》。其中说襄州开元寺僧道明,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八日,被二黄衣使者追至阎罗王所后,发现错了,应追者是龙兴寺道明。所以将他发还。道明正欲辞别阎王,回归人世时[20]:
举头回顾,见一禅僧,目比青莲,面如满月,宝莲承足,璎珞装严,锡振金镮,纳裁云水。菩萨问道明:汝识吾否?道明曰:耳目凡贱,不识尊容。汝熟视之,吾是地藏也。彼处形容与此不同。如何阎浮提形□□□□襕,手持志宝,露顶不覆,垂珠花缨?此传者之谬……阎浮提众生多不相识。汝子细观我……一一分明,传之于世。……道明便去,刹那之间,至本州岛院内苏息,彼会列丹青,图写真容,流传于世[21]。
入冥故事在中古时期极为普遍,多为劝善诫恶,但此故事核心内容较为特别。即道明欲归人世时,举头回顾见到地藏菩萨。地藏对道明谆谆教诲说,世间流传他的形像错谬了。要他认真看,回去改正。这里恰就涉及图像学中标识问题。圣像的身份常依特定器物或形象特征来确定,此记中,道明初不识地藏。然而地藏要道明看清楚其形像,以区别世间错谬的“阎浮提形”。
此处关键是“露顶不覆”,菩萨戴冠不露头顶。道明所见是“一禅僧”形象,所以必非菩萨。无论所持宝珠或莲花与“露顶不覆”,都符合于经典仪轨,但《还魂记》中却说是错了。因而《还魂记》反映了中国民众对地藏形象的诉求。此记还说地藏的坐骑金毛狮子为文殊菩萨,也没有经典依据。由此可知,区别于佛教仪轨中“露顶不覆”,流传于世的典型地藏形象,披风帽、持锡杖、拿宝珠,金毛狮子随侍,是中国化的组合了。
三、山西临猗出土绢画
《道明和尚还魂记》说为唐大历年间(778)事,实际上的形成必会为较晚一些。如上文所说,披戴风帽的地藏菩萨在晚唐已有出现,其后转而繁盛。配合的披风帽地藏像也有各种情况,或为单独地藏像、或有六道、或附十王,或有道明与金毛狮子。但风帽地藏仍然益愈成为主流。虽然如此,露顶的地藏像并没有消失,一直到晚近时代都有存在,或许因为《道明和尚还魂记》的说法,并不如佛教经典仪轨那样具有约束力。不过,在风帽地藏最初出现的阶段,露顶地藏并不消失,更是引人注意。譬如图赞本《佛说十王经》中,就有两种形像的地藏出现。而山西临猗塔基出土的绢画,更是值得注目与详细推究。
现知敦煌本插图《十王经》共有六件。除日本天理图书馆藏一回鹘文本外皆汉文本,即P.2003号、P.2879号、P.4523+SP78(Cftcii.001)、SP80(Cft.404+Cft.212)+S.3961号、日本所藏董文员绘卷。后者为北宋开宝四年(971)之作,余均为五代至北宋初作品。这些图卷中有些阎罗王与地藏菩萨并坐,卷首画则有释迦授记与地藏十王图两种,前者全卷地藏只在六菩萨图之中,后者无此图。
P.2003号的卷首为释迦授记,画面中没有地藏,却有道明与金毛狮子。地藏为六菩萨之一(图4还有龙树、救苦观世音、常悲、金刚藏、陀罗尼菩萨),且是风帽形象。阎罗王处也没有地藏。P.2879号卷首图同上,却有道明及两童子而无狮子。其地藏亦为六菩萨之一,却是露顶光头形像。此图的阎罗王处却有地藏同坐,形象又是风帽地藏,且侍道明及狮子。董文员绘卷的卷首画仍同上,画中人物全同P.2870号,有道明无狮子。画中阎罗与地藏并处,也是风帽形象,亦有道明与狮子。
图4 法国藏P.2003号《佛说十王经》六菩萨图
法国与英国各藏五王的P.4523+SP78(Cftcii.001)没有文字。其卷首为风帽地藏统领十王,卷中没有六菩萨图。地藏菩萨与阎罗并坐,却是露顶形象(图5)。SP80(Cft.404+Cft.212)+S.3961号卷首为风帽地藏统领十王,亦无六菩萨。地藏与阎罗并坐,也是露顶形象。这两种卷首图以风帽地藏为主尊统领十王,并取消六菩萨,明显反映出地藏地位的上升。但是其画卷中与阎罗王共在一处的地藏,却不是风帽像,反而是较早期的露顶像。这两个图卷中以微妙因素体现出的风帽与露顶地藏的共同出现,在山西一绢画中得到突出反映。
图5 英藏SP80号中第五七日阎罗王与地藏图
山西省临猗县一北宋塔基曾出两幅五代绢画[22]。其中一幅为地藏十王。主尊为被帽地藏形貌清晰无疑,其风帽上还有环结,胸佩项圈,半跏而坐。其下方有两层人物,手奉文卷身着冠袍者应为判官,再下排列身穿官服者为十王形像。
另一图非常特别。主像禅定姿趺坐,身着偏衫袈裟,手持九品往生手印。其左上角有榜题框,其内字约略有“佛”等,所以应为阿弥陀佛。其下胁侍两尊菩萨,形式十分独特。虽然均穿袈裟,趺坐方形须弥座,有圆形项光与身光。但一为露顶光头形像,持宝珠,佩项圈,右手似前伸持印契(或持明珠),左手仍似奉明珠。而另一为覆顶披风帽、持锡杖。其冠帽也颇为奇特,黑色中露菱形浅色。其下方两边各坐有五人,冠冕诸像,应为十王。再下还残存部分阅读长卷、驴头马首者与女供养人。此图可以确定为阿弥陀佛与双地藏,而且是露顶地藏与风帽地藏同时出现之像。虽然这个组合只见一例,但从上面分析《十王经》图情况,可知其并非绝不可能。至于地藏与弥陀的关系,则从《地藏菩萨经》以及《还魂记》本身等等,都有与净土信仰相关线索,所以并非不能成立。
小结
在地藏信仰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仅有《地藏菩萨经》阐明地藏与阎罗并坐,促使地藏进入冥府统领十王;而且有《道明和尚还魂记》,阐说地藏菩萨应覆顶披戴风帽,反说原来出自经典的露顶僧人形像为错。风帽地藏出现后,光头地藏也没有消失,两者的交叠多有所体现。不仅在《佛说十王经》长卷中同时出现,更在山西绢画的一幅图中得到对称的表现。虽然露顶地藏从唐代以后仍延续未断,但风帽地藏仍然演进成为了其最典型主流的形像。
在艺术史研究中会遇到一些比较奇特、似乎不尽合理之例。但如果从历史演进、宗教内涵的逻辑来深入分析,这些图像恰恰又能成为说明转折变化的关键之点。重要处是我们如何把握其间关系。
(注:本文原为2010年7月12日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活的遗产——东亚艺术史之反思,雷德侯教授荣退国际学术会”上的演讲)
注释:
[1]图像志iconography是iconology图像学的根基。图像的经典文献依据,则构成图像志的基础。
[2]拙文《[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考》,证明《阎罗王授记经》是《佛说十王经》的基础。后者只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入赞词与插图。《敦煌吐鲁番研究》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2-101页。
[3]敦煌文书中可以拣出30余件。参见笔者《地藏信仰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尹富《中国地藏信仰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5页。
[4]参见Stephe F. Teiser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rking of Purgatory in the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University Hawaii, Honolulu. 1994.
[5]Zhang zong, Comment le bodhisattva Dizang est parvenu à gouverner les Dix Rois des Enfers,《地藏统领十王的进程》,《雷德侯教授荣退纪念专刊》,《远东学刊纪要》,2010年7月,法国远东学院日本分部。
[6]X1638号《万续藏》87册,第594页。清泰寺沙门知祐感应地藏记第二十九。
[7]张总:《四川绵阳北山院地藏十王龛像》,《敦煌学辑刊》,2008年4期,第84-92页,资中西崖龛为笔者记录。
[8]T410《大正藏》13册,第681A页。
[9]T411《大正藏》13册,《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1,第721页下。
[10]有学者曾说,唐实叉难陀译《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也有类似描述,则不足为据。因《本愿经》是中国撰述的伪经,仅托名实叉难陀。罗世平:《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唐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版,1998年,第374页。
[11]《法华经普门品》说观音菩萨有33变化身,《楞严经》中说观音菩萨有32变化身,基本一致。
[12]王惠民《地藏研究目录》中说地藏菩萨的变化身有44身之多。应是与本文统计方式有所不同。
[13]《敦煌宝藏》第110册,第277-278页。庄明兴《中古中国的地藏信仰》(台湾大学,1999年版,第75页),已阐明了此忏愿仪与经本的关系。汪娟《敦煌礼忏文研究》有更深入的对比研究。《中华佛学论丛》18,《法鼓文化》,2003年,第289-311页。
[14]《大正藏》18册8页,20册第652页。
[15]《大正藏》图像卷五,第129页。
[16]《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画》SP19图,康清奴为已身病患,恐堕五趣而施画。图上有六道轮回,地藏胁侍两身普门菩萨。SP表示英国所藏敦煌画,MG表法国吉梅博物馆的敦煌绘画藏品,下同。
[17]《敦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年》,朝华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
[18]此据笔者的再次调查。由于题记上有泥笞,所以第二次调查时才得以辨识清楚。
[19]首都师范大学于硕博士关于《西游记》美术之系列论文涉及这一问题。
[20]见《英藏敦煌文献》第5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S.3092号下有录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173页。施萍婷《敦煌遗书索引总目新编》仍有录文,并加注说明。中华书局,2000年,第95页。
[21]不少学者对此已有讨论,如郑阿财:《敦煌写本道明和尚还魂故事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讨会论文,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1998年3月。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7-216页。
[22]张献哲:《山西临猗发现两幅五代绢画》,《文物》,1984年7期,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