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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重庆地区，佛教界人才辈出，惟贤法师就是当代众多高僧中的一名佼佼者。他的传奇经历和丰富的学识，以及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一直吸引了众多的僧俗两界大众。凡取得成就的入，必受过苦难的煎熬，只有经历过严寒腊冬，才有百花齐放的春天到来，惟贤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早尝人间的苦辛 惟贤法师，俗名邱兆红，1920年农历5月21曰生于蓬溪县文井镇新林黑堡堰村(今徐家湾)。文井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平常人气不旺，只有在初五初十的赶场天，各村人来经贸交换时，才把整个乡场挤得水泄不通，店铺毗邻大开张，趁此机会可以做上—把生意。镇上的那条石板路永远默默无言地忍受着这一切，用它的全部身体，不停地承载着父老乡亲来来回回的匆忙脚步…… 黑堡堰村离镇上不算太远，在这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村庄里，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子孝女顺，气氛祥和。住在村里的乡亲大多数都是邱姓本家，邻里之间常来常往，不亦乐乎。惟贤的父亲邱炳贵，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从没有非份之想，只知遭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全家，生儿育女，接续香火。为了生活，他从早到晚在地里辛勤劳作，像一只蜜蜂，不知疲倦地工作。妻子贤慧，不仅要在家里带几个末成年的孩子，而且也要和丈夫一起在地里操劳，然而就是这样拼死拼活地干，还是不能解决温饱，全家一直处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之中。 中国农民，一直奉守“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即使生活质量不高，也要生下不少的孩子，结果多子并没有带来多福，只能给已入下敷出的困难重重的生活又一次雪上加霜，始终处于恶性循环之中。惟贤的父母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了，这次母亲又生下男孩，有子必有福，作父亲的自然非常高兴，给他取名“兆红”，“兆”是吉兆，“红”是吉祥，父亲寄希望于这个儿子能够不再像他们一样，终日在地里忙活，让他另有一个好的出路。沉重的劳作和生活的压力，使惟贤的母亲未老先衰，得了重病，惟贤2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母亲是带着对孩子的深深誊念，满怀着对全家的歉意，对丈夫的担心，对自己的遗憾而离开人间的。妻子的去世，对父亲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当年结婚时夫妻二人就发誓要白头到老，共享子孙满堂，天伦之乐。如今妻子却先离去，中年的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面对一大群要吃饭的孩子，面对一个没有妻子，缺少母爱的家庭，做父亲的心如刀绞，他白天要忙家里家外，晚上独自守着空床思念亡妻，他不得不将深深的痛苦埋藏在心里，在孩子面前尽量不要露出过多的悲伤情绪，但是毕竟生活压力太大，父亲只手雄以撑持，在妻子离开他后的不久，追随母亲而去，撒手人寰。父母双双逝世，少年的惟贤过早地尝到了人间的苦辛。 长兄为父，长姊为母，失去双亲的惟贤就是在哥哥姐姐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其中四姐邱兆莲担负了抚养他的主要责任。四姐是一个非常明理的女人，她知道在农村没有文化是没有出路的，家里哪怕再穷，也要供弟弟去念书。惟贤七岁时开始读私塾，他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认真学习，三年时间，便读熟了《四书》、《五经》。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是有限的，三年书读下来，再也没有能力供他继续念书了。为了能吃饭和继续念书，1931年惟贤在10岁时与哥哥一起到蓬溪县白塔寺出家，拜定光法师为师。惟贤聪明，有礼貌，定光法师看出他是可以堪为法器的人，对他深为爱护，即使他出家住在庙里，也支持他继续念书。白塔寺不大，但是十分幽静，没有任何干扰，惟贤可以专心学习，看自己要看的书。惟贤没有辜负定光法师的希望，他曾经写了《小沙弥的新年》一文，介绍了自己在寺庙的生活，载子当时的蓬溪县报上，反响很好。 1933年，惟贤小学毕业，他还想继续升学，但是寺庙并不富裕，读书要一大笔钱，寺里拿下出钱。这时王恩洋先生在南充集凤办了一所龟山书院的私塾，专门招收穷人的孩子。惟贤便向师父提出到龟山书院学习，师父同意了。龟山书院有初中高三个不同的班次，惟贤进入小学班就读。 龟山书院离惟贤出家的白塔寺有几十里路。虽然书院不收学费，但伙食要自己负担。为了读书，惟贤每个月都要背米到书院。那时生活水平很低，远不能和现在相比。惟贤除了能吃上饭，菜是很简单的，主要是牛皮菜和咸菜。就是像王恩洋先生这样有名望的人，也经常和他一起吃饭。有一段时间，寺产被地方政府侵占，惟贤连吃的米都背不了，王先生爱才惜才，为了支持他学习，用自己的积蓄供惟贤继续读书。 “悟吾之教，儒佛是宗。佛以明万法之实相，儒以立人道之大经”，这是龟山书房的办学宗旨和学生的座右铭。每个学生都要背诵这段话。王恩洋先生教学生读书写作，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讲授儒学，讲授佛学。王恩洋先生的佛学特长是唯识学，所以惟贤一生之所以在唯识学方面有很大的收获，就是得益于王先生的教育。惟贤在龟山书院学习3年，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1936年他听说重庆汉藏教理院招生，于是离开龟山，到了重庆。 龟山书院是惟贤一生中最长知识的时期，永远值得回忆。晚年时他曾说到，在龟山书院，王先生甘于吃苦，生活淡泊，爱惜人才的品格，是我们作后辈的楷模，他不仅教给我知识，而且还教我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 矢志向佛志不移 1936年惟贤考入汉藏教理院，成为当时教理院里最年青的一名学生。汉藏教理院是当代著名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创办的一所旨在沟通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两派的一所佛学院，属于太虚大师提出的世界佛学苑之一院，全名为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该院地点设在重庆北碚缙云山，得到了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等人的支持。1932年8月20日正式开学。太虚大师主持开学典礼。教理院设有普通级四年制，高等级三年制，每年招收正学众(出家人) 40名，附学众(出家人或在家人)20名，“正学众学费全免，并每年递加每月有由一元至四元之津贴，附学众须酌缴膳宿费及书籍费，但违章被革及中途辍学均须由保证人负赔偿责任。” 后来增改为分预班、正班、专修班三种。专修班课程有藏文入中论、楞枷经、西藏文化史、国文、作文、体育、中国文化史、党义、菩提道次第。正班课程为党义、医学、农业、国文、国文文法、菩提道次第、音乐、算术、中国文化史、辩中边论、楞伽经、体育、作文、藏文。预班课程则是印度哲学史、文法、心地观经、国文、党义、体育、作文、藏文。 1934年秋，法尊法师奉太虚命“从速入川”到重庆汉藏教理院，担任教学工作兼管理院务。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太虚大师常年住在重庆，教理院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中心，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老师，例如法尊法师、法舫法师、印顺法师、雪松法师以及黄忏华、陈健民、潘怀素等居士，一些社会名流，如郭沫若、老舍、田汉、梁漱溟、马寅初等人也来院内发表演讲，极—时之盛。1950年春，人民政府建立，汉藏教理院结束。 惟贤在汉藏数理院，先读普通班再进至专修班毕业。在这个良好的环境里，他受到了系统的佛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怎样做人的道理。太虚大师终年穿灰布憎衣，食蔬菜稀粥，谆谆教导学僧要“无私、戒懒，为公服务’，完善人生，完善人格，同体大悲，精进菩萨大行。佛教徒讲”八正道”，讲“正信”，就是说要坚持正确的信仰，以履行正道。惟贤在教理院里的学习，更加坚定了他对佛教的信仰，认识到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二千年里不断流传下来，就是因为有一批信仰佛教的正信者，他们维护佛教的利益，建立佛教的权威，带领着广大信众从事佛教的伟大事业。太虚大师就是这方面的楷模。太虚非常关心现实社会中的佛教，关注未来佛教的发展，在教理院里讲述《真现实论》，宣传“人间佛教”的思想。教导学僧要以入世的态度积极关心未来的佛教事业，成就菩萨行的伟大使命。太虚大师给学生规定的院训是“淡宁明敏”四个字，淡是淡泊于物质，不起贪欲，才能持戒；于是宁静，即保持禅定功夫，不起妄念；明是能明因识果，分别善恶是非，不迷于主观客观，即是智慧；敏是行动灵敏通达，能审时度势，如理行事。这四个字影响了惟贤的一生，以致于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过。太虚大师对惟贤耳提命面，给予了他极大的教益，使他迅速成长，学识精深，才华横溢，诗文并茂，同时还在《海潮音》、《佛化》周刊上发表唯识、因明诸多论文。1938年，法尊法师为惟贤授沙弥戒。1941年惟贤在四川开县大觉寺依止雪松法师授具足戒。雪松曾是镇江超岸寺的住持，他的师父是蕙庭老和尚，蕙庭是守培法师的弟子。雷松特别重视唯识，与王恩洋先生熟识，惟贤因此在唯识学上师承了两个大家。 1942年，惟贤随雪松法师在开县创办大觉佛学院，先后任教授、教务主任、副院长等职。同时创办并主编《大雄》月刊，这时也是他出成果的时代，曾先后著有《心经讲录》、《唯识纲要》、《因明纲要》、《淡泊诗集》、《大觉诗稿》、《中国佛教青年之前途》等著作，刊于全国佛教报刊杂志上。 经过数年的学习和磨练，惟贤成熟了，挑起了弘扬佛法的重担。他的佛学研究成果硕丰，在川渝佛教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受到僧借两界的尊重。 1948年重庆罗汉寺邀请他到教理讲学班任教，同时还聘任他为重庆能仁寺佛化学校教导主任。惟贤有了更大的活动天地，成为佛教界新一代崛起的耀眼新星。 1949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山城重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佛教界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宣传新政府的政策，为稳定社会、安抚人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国佛教界意气风发，倡议成立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中国佛教协会。重庆市的佛教徒也在筹划成立自己的佛教组织——重庆佛教协会，于1951年推任惟贤来具体主持这项工作，任命他为佛教协会筹备组秘书。 然而，正当惟贤受众人之托努力工作的时候，却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有人看到惟贤工作能力非常强，要他脱下僧装到机关去，惟贤坚持不同意，因为他从小就受到的是佛教的恩惠，是佛教给了他学习的机会，是佛教让他成长起来，他已经与佛教融为一体，立志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佛陀，毕生从事弘法利生的伟业。1954年惟贤蒙冤入狱，先后在重庆、沪州、南溪等监狱，度过了近27年的漫长岁月。在狱中他系统学习了中外哲学、医学、历史学，《马克思全集》、《恩格斯全集》、《毛泽东选集》等书籍，牢记太虚大师对汉藏教理院学生的“淡宁明敏”四字院训。坚持默诵《大悲咒》、《心经》等佛经，以定力和信仰度过难关。有—次监狱举办学习活动，惟贤法师作了—天的报告，谈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监狱长感到非常惊奇，佩服他读了不少书。虽然监狱里面不能公开表示信仰佛教，但是法师内心的信仰仍然不变，以豁达的心态来对待人生。 1980年，惟贤平反出狱，当时有人劝他就在当地就业，度过晚年。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虚度很多时间，现在要加倍工作，去补回那些丢失的时间，把佛教的事业重新光大。他回到重庆，在市政府支持下，全身心地投入修复寺庙和落实宗教政策的话动中。1981年惟贤在重庆慈云寺主持宗教活动。慈云寺曾是著名寺院，但当时已经成为工厂的库房，文物丢失，佛像破坏。经过他多年的努力，慈云寺重新恢复，道场清净，佛像庄严，香火缭绕，僧尼安居，成为重庆市佛教活动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142所重点开放寺庙之一。 1984年，惟贤法师荣升慈云寺方丈。 惟贤1987年任四川省重庆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1990年任重庆佛学院院长。1993年任重庆直辖市佛教协会第一届会长。1993年，他率先在全国创立佛教界“希望工程”，累计捐款200多万元，救助失学儿童2万多人。1998年又成立了“佛教慈善功德会”，创办救助“母亲工程”，关爱下岗职工，充分体现佛教慈悲济世的菩萨精神。2002年继任重庆市佛教协会第二届会长。2003年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