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人是追求快乐的机器！”我深以为然。因此当我看到关于广州华港花园董事总经理马豪由于精神抑郁无法解脱，而终至在捂死妻女之后割腕自杀的报道之后(据12月18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我就感到十分的同情。显然，马豪没有得到自己所想要的。
逝者已矣，再多说什么是不厚道的，但我们似乎也不能简单地把马豪的悲剧看做是一起单纯的个案。前一段时间，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专门针对中国的精英阶层进行了一项心理调查，结果发现中国的精英们，无论是财富精英、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心理健康水平都并不很乐观，有相当比例的人甚至处于一种心理衰竭的状态：疲惫不堪、厌倦沮丧、悲观失望等等(据9月6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
中国的精英阶层，无疑是属于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按照孙立平教授的说法，他们充分利用了时代给予的便利，获得了当代社会中差不多所有方面的物质果实。既然得到了这么多，为什么还不快乐呢？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应该有两个：
一个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假如说在20年前，精英们通过某种手段获得10万元就可以得到极大满足的话，那么在今天，他们要获得同样的“效用”，这个数字就可能会上升到1个亿，难度无疑是大大增加了，这构成了他们集体性郁闷的“底色”。
第二个原因就是由于精英阶层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使中产阶级难以形成，而没有了中产阶级的缓冲，精英阶层就必须直接面对一个被贫困和不公正所激怒的底层大众，这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根据公安部披露的统计数据，2004年全国正式立案的绑架事件达3863起，平均每天11起。但网上对此类事件的留言，几乎没有同情富人的，大部分人认为是“为富不仁，活该”。无疑，在这样一个社会心理氛围中，精英阶层感到集体郁闷才是正常的。
这样下去显然不是长久之计，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对自己的救赎呢？我的建议是：精英阶层要超越理性经济人。所谓“理性经济人”原本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假定人都是利己的。亚当.斯密认为：人只要做“理性经济人”就可以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作出的大。”
但在中国，实际情况恰恰不是这样的。由于转型期的无序，中国精英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所获得的利益主要是利用制度漏洞通过“分配性努力”而不是“生产性努力”获得的。他们“为求私利”不仅没有“对社会作出贡献”，反而给社会造成了损害。如果他们继续满足于做理性经济人，通过变本加厉地增加“边际”来获得满足的话，则不仅郁闷无法排解，被清算的梦魇也不无可能变成现实。
那么，怎样才算是超越了理性经济人呢？我认为就是精英集团要主动分担改革的成本，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对财富精英而言，要以“产业报国”为职志，把个人的享受和炫耀放在第二位，善用财富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做贡献；对政治精英而言，则要以建设和谐社会为方向，立志为万世开太平，不要只想着怎样升官和用权力寻租；对知识精英而言，则是要以学术为志业，坚持做社会的良心，不要把灵魂廉价出卖给魔鬼。精英们习惯的做法是借口制度不完善来推卸责任，回避对自己灵魂的拷问，但制度不完善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肆意作恶，找借口是容易的，最后的审判却无人能够逃遁。更何况，国家民族如皮，精英如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更进一步，从生命终极意义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如果超越了理性经济人，不再执著于个人的得失，也就超越了个人的渺小和有限，也才能够不再挣扎于心灵的责问和纠缠，也才能够穿越此岸到达彼岸———那里还有大的幸福在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