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佛教之常识
斌宗法师讲述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新竹中山堂
各机关首长，诸位先生，诸位居士！斌宗今晚应佛教支会及共修会诸同仁等之邀，来此讲几句佛法与大家结缘，感觉非常高兴。今晚我所要讲的题目是‘认识佛教之常识’。所谓‘常识’，‘常’就是一般的意思，‘识’也就是认识。乃要提高佛教常识，就是使一般人对佛教要有相当的认识。因此，这个题目还可为‘正确的认识佛教’。由于一般人对佛教的认识很浅，所以不肯信仰，致使佛教也就不能兴盛。今日如要佛教兴盛，须极力宣传教义，俾使一般人由认识佛教而信仰佛教，即佛教自然就会兴盛起来。今日世界的混乱，人心的险恶，真是到了极点，如不急图挽救，将更不堪设想。可是怎样挽救？挽救的方法如何？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佛法是释尊亲自证悟、体验而说出来的，为世界最高上，最圆满的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正法。它能轨范人心，维持世道。要知世道的好坏，全在人心善恶的转移。“华严经”说：‘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谓心能造天堂、心能造地狱、心能造乱世、心能造和平。因为我人一念心善，则发为善言善行而成善果，由此善业即可以造成美满人生，和乐世界！如一念心恶，则发为恶言恶行而成恶业，由此恶业即能造成罪恶人生，战乱世界。换句话说，由人类的恶浊心，便能造成恶浊的战乱世界，由人类的清净心，便能造成太平的清净世界。这样看来，人心一善，则世界安宁，人类幸福。佛法的根本在改善人心，创造安乐世界。我说佛法能维持世道，就是这个意思。人们能够信仰佛教，依教奉行，则个己便可成为一个世间完人，同时由此推进，可使家庭圆满和乐，社会安宁，国家清泰，世界和平。佛法既有这么好，为什么不能普及社会，使人人信仰，反而常受一般人的讥斥和厌恶呢？究其原因有下列三点：
一、佛教经书之太深奥，一般人不容易懂得，由不懂故，所以对佛教没有相当的认识。
二、佛教不事宣传，一般人没有闻法的机会，既不闻法，又怎能认识佛教。
三、佛门广大，龙蛇混杂，间有一班滥厕僧伦，没有佛教常识的不肖分子，在社会出头露角，做出许多不合佛法的事情来，败坏佛门，使一般人讥视佛教，藐视僧众，对佛教发生种种误解，这一来，佛教怎能振兴起来？由于以上三种原因，所以不能使佛法昌明于世界，普及社会。总之，一般人不能信仰佛教，反而轻视佛教者，根本就是没有佛教常识——对佛教的内容没有正确的了解，充分的认识，加以异教徒的从傍蛊惑，致对佛教发生种种误会。如对佛教内容有正确的了解，充分认识，那就不会发生误会。我们想要振兴佛教，必须极力宣传佛法，使一般社会人士对佛教有深切的了解，乃至充分的认识佛教真义。因为对佛教的内容能够有所认识，则对于以前所有的误会，便可立刻取消了。既认识了佛教真义，误会也就没有了，于是自然而然的生起信仰来学佛修行，如水之就下，谁能阻挡了它呢？今晚我讲‘认识佛教之常识’，其意也就在此。这个题目，可约两方面来讲：一、就一班没有常识的佛教徒言（包括在家出家）。二、就一般不信佛教的人言。现在先就一般来请，玆把他们对于佛教的几点误会略说如下，他们说：
一、佛教是迷信。二、佛教是消极厌世。三、佛教徒无爱国心。四、信仰佛教会亡国。五、僧人是社会的分利者，国家之蛀米虫。六、出家是懒散的闲静者。
（一）一般对佛教内容不认识的人，所以妄谓佛教是迷信，此为世人误解佛教之一。当知佛教是正觉之教，极力打破迷信，要人人都生起正信为其教化人生要素之一，怎可以迷信称之？梁启超先生说：‘佛教之最大纲领曰“悲智”双修，自初发心以讫成佛，恒以转迷启悟为一大事业’。又云‘佛教之信仰乃智信也，非迷信’。这确实如此，绝不是随便赞叹之言。然而为什么有人说佛教是迷信？这当然有他们的误会之处，因为有一班受过西洋学而自负文明人，以为佛教有拜佛祈祷之事，遂以迷信二字讥之。而对于天主教之拜马利亚、耶稣及拜十字架，又各机关开会时向 国父遗像行最敬礼，为什么不说他们是迷信，而偏说佛教拜佛为迷信呢？这种不合情理的批评，是存有成见——以己为是，以人为非，或为妒嫉而故意诽谤，或对佛教的教理认识不清而发生误解，我真不知彼等之用心哩？孙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为国人改除专制不自由等之痛苦，而力谋自由平等之安乐，国人因被其泽，尊为 国父，崇而拜之。佛陀开示佛法真理，救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德被十方，恩及万世，经中称为三界导师，四生慈父，还不值得我人尊崇礼拜吗？礼拜纸上的遗像不算迷信，礼拜全世界所信仰的金身佛像为迷信，这种话实在太不合理。当知我们礼拜佛像，是对于倡导真理化导众生的伟大恩德者表示尊崇与敬仰，与国人向 国父鞠躬同一道理。至于佛的威德感应，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岂是常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佛为世间大圣人，堪使我人恭之敬之。况在礼拜之时，正好借佛之伟大功德，来勉励自己，发菩提心，勇猛精进，以期达到同佛一样的成就，这也是一种好的助缘，怎能说它是迷信？至于祈祷行事，也是一种向佛悔过、发愿，藉佛的威德来修造各种功德的一种善因缘，又何迷信之有？或以佛教谈因果报应为迷信者，此亦不能成立其理论，盖因果二字是天经地纬的一种定律。世间无论那一种事情，都逃不出因果的定律。所谓有其因必有其果，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果，例如‘因’为杀害人命，偷人财物为因（恶因），结‘果’要受法律的制裁受罪为果（恶果）。又如一班政治家，‘因’为他能够效忠于上，施泽于民，为国家谋兴盛，为人民谋安乐，此为善因，结‘果’获到上面褒扬，下而感戴。又如一班慈善家，‘因’为他能够好施乐善，牺牲自己，福利他人（善因），结‘果’能受一般社会人士的尊敬赞叹（善果），此为因果报应的一种公理。玆再就最浅近的日常生活来说，也都不出因果律的。例如，肚子饿是‘因’为没有吃饭的缘故，结‘果’肚子就饿了。反过来说，‘因’为吃过了饭，结‘果’肚子就不饿了。至于口渴等也是一样的，都逃不出因果二字。如果说以深信因果报应为迷信，则非仅违背天理正义，同时亦有能令一班轻浮无智之辈恣意妄作胡为。那么，倡此言者大有贻害人生之可能，可不慎哉！世间一班造恶之人多由不信因果，不信报应，故敢恣意妄为，正如不知法律之人，因而造出犯法之事，以致依法受罪，刨尝苦头。所以佛教宣说因果一事，非但不迷信而其实大有裨益于社会人心，乃为当世之急务，何可以迷信目之？本来迷信二字的解释是这样的：对于事理认不清楚谓之‘迷’，如附事不知真伪，此谓迷事；对理不识是非，此谓迷理；至对四大皆空，五蕴无我，不知道他是假的，此为迷身；三界火宅，众苦充满，不知道很危苦的，此谓迷世；乃至生从何来，死从何去，我们为什么要来做人，不做人可以吗？这都为人们所不知的，此谓世人的迷生死，迷人生......这才算是真正的迷。而大圣佛陀所开示吾人的教法，对于世出世间一切事理因果，生死问题等都说得很详细且明白，皆没有些许迷的气分。二、‘信’的解释：对于一切事理认为真实如是者为之信。如信四大假合为实我，万有缘生为实法，三界火宅为安乐......此为真迷信，因为所信不正确故——认假为真，认苦为乐。如信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果，信四大皆空，信三界火宅，信万有缘生，此乃信世间万法皆是苦空无常无我之理。信佛修行，可以了脱生死，超凡入圣；信菩提、涅槃为成佛之究竟法，真实如是；此为深信佛法之真实义；这些都是正确的信。理智的信，谓之正信、智信。我人对于一切事理，能真实了知然后才信者，就是正信、智信。由此观之，佛教是正信、智信，并非迷信。
（二）一般自负热心世事者，因不认识佛教的内容，于是妄谓佛教为消极厌世，此为世人误解佛教之二。当知佛教是以积极救世为主义，绝非消极厌世之教。 国父说：‘佛教是救世之仁’。又云‘佛教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梁启超先生也说：‘佛教之修持乃兼善非独善，佛教之精神乃救世非厌世’。玆就佛教本身而言，教主释迦牟尼佛为太子时，因感人生有老病死等之苦恼，以及目睹当时印度人民受了四种不平等阶级压迫的痛苦，因而舍弃皇宫尊贵之乐，发心出家修行，想找个可以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来救度人们离苦得乐。经过六年苦行，终于菩提树下成等正觉，获到解决人生一切苦痛的方法，于是马上出来弘法利生，宣说宇宙人生的真理。以自由平等的主义，东奔西走，席不暇暖，开无量法门，度了无量众生。由此看来，则佛陀最初发心修行之动机，和成道后到处利生之实情，都是为众生而牺牲，这种精神不是积极救世是什么？当知佛教是纯以慈悲（慈能与一切众生之乐，悲能拔一切众生之苦），救济众生为一大宗旨，更在一代圣典中，处处都可以发见到这种慈悲救济众生的明文。尤其是佛教之救世非仅救现在之世，能令一切众生尽未来际永远离苦，永远得到究竟安乐。又非仅救度人类，同时要使一切众生——凡有知觉者皆成佛道。如“金刚经”说：‘若卵生、若胎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种救世精神是何等积极！何等伟大！你看佛教中的地藏菩萨所发的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又如阿难尊者所发大愿：‘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洹’（涅槃）。以及佛子所发的四宏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再观过去诸佛菩萨，为了救护众生，会舍头面脑髓而不顾，这种积极伟大的救世精神，是任何宗教所没有。至于救众生之身命，则以‘财施’，使其不受饥寒；救众生之心，则以‘法施’，使其得到解脱；救众生之苦，则以‘无畏施’，使其远离怖畏。这种救世的方法，又为他教所未见，怎样可以说佛教是消极厌世的呢？然而世人斥佛教为厌世消极，其理由何在？究其原因，因为看到出家僧众，舍弃一切俗缘，不问世事，一味修行自利，遂以消极厌世讥之，说佛教不能裨益社会人群，这也是对于佛教内容没有认识而发生的误解。
须知佛法中有大小二乘，小乘重自度，当其修行的过程中，在表面看来似乎有些消极态度，若加以根本的考察，实则以小乘之修行为阶梯，而渐次达到大乘之积极救世。如没有经过一番修养来成就其智慧道德，养成戒行庄严，德学兼优之才——内而博学多闻，外而威仪具足，怎能出之为人师范而得负弘扬圣教，化导民众的责任呢？能如是者，方能圆满其弘法利生，救世救人的大事业，同时能使佛法久住于世，不致受魔外之破坏。否则非但不能为世师范而度化人者，反之随俗转变而被受度于人（堕落俗尘）。这不是一种值得考虑的事吗？现在来举一个例子：比如世之学者，立志造诣一种学术，当其致力研究期间内，自然放弃诸事不顾；若对其放弃方面观，似乎近于消极行为；可是对其研究心志观之，正是积极精神；以其研究目的，在乎预备将来学成之日，以所得学术，来贡献世界，利益人群。僧人的放弃一切而专心修持，预备将来养成学德之日，出来弘法利生之心情，亦复如是，何消极厌世之有呢？我来引一个故事作参考：台湾光复那年，我在中坜元化院讲经，那时有一位当地有名绅士，他平素对佛教不甚信仰，且有误解和不满意的地方，于讲经中受张云呋居士之邀，特来参加听讲。当我讲毕下台之时，他来请问佛法，他说：‘法师辩才无碍，讲得很好，可惜佛教太趋于消极厌世哩’。我说：‘先生您怎么见得佛教太消极厌世呢？’他说：‘常见一般僧尼一出了家，便舍俗辞亲，不问世事人情，隐迹山林，一向以清磬红鱼，参禅念佛看经诵经为生涯，对于国家社会没有些许贡献与效劳，这不是消极厌世吗？’我听了这些话，随口反问他：‘先生您有几位公子？’他说：‘三个’。我再追问他，‘大公子做什么’？他说：‘长男在大学读书’。二公子呢？‘在中学读书’。三公子呢？‘在小学第五年’。我带著沉重的声调问他说：‘先生，您是一位对国家社会很热心的人，为什么还致力去干这些消极厌世的事情呢’？他莫明其妙的带著惊讶而不自然的声调说：‘法师您说什么？我最讨厌的是这些行动——消极厌世，我那里肯去干它呢’？我追紧地说：‘先生您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放弃一切对国家社会不贡献，不效劳就是消极厌世，那末，我来请问您先生一句，您的三位公子，大的在大学，次的在中学，小的在小学，每年要给他花了多少钱，他们现在对国家贡献些什么？对社会效劳些什么’？他一听了我这样责问后，瞠目良久，继而带著难为情的态度说：‘他们现时对国家社会虽然不能贡献效劳，可是将来毕业后是一定要出来为国家为社会效劳的’。我说：‘为甚么不在此时叫他们出来为社会服务呢？’他说：‘没养成才学，恐怕不能为社会为国家效劳’？哦！他的舌头被我拉出来了，我紧紧地说：僧人之修养期间，正为将来之出来弘法利生的准备，没有学德，不懂佛法，要怎样去教化众生，为人导师呢？总不能一出了家就叫他出来说法度生！老实说这时候叫他能说什么法？能度什么众生？如上所说，非但不能获到弘法利生的好结果，反而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被境转变——受度于人。照这样看来僧人放弃世事，专志修道，并不一定是消极厌世的呀！况且僧人为修学佛法而舍身实践的学习，能抛弃一切名利眷属恩爱，牺牲一切物质享乐等，甘心缁衣粗食，过著淡泊生活，如是艰苦修行，为著什么？不求名闻利养，不求功名富贵，更不与人争权夺利，所求者皆为弘扬佛法，救度众生同成佛道为目的，这样工作，能说他是消极厌世的吗？故对佛教无论从那方面去观察，根本不是消极厌世，乃是积极救世的。
要之，佛教之厌世，是厌恶世间一切的恶法，所谓厌杀盗淫妄，为招苦报之恶行为而不作，厌贪嗔妒嫉等，为恶思想能令妄造一切恶业而不起，厌五欲六尘能增长贪欲心而不求，厌恶五浊世界，混乱社会的苦恼而不喜......此为佛教之厌世。绝不可以与一般为失名丧志而发生厌世，或发狂，或悬梁，或投渊，或饮鸩......而自杀之厌世者可同日而语的。
统观上来所说，佛教既是积极救世的，那么，对于社会国家均有密切之关系，故凡热心爱国者，应该极力拥护佛教，协助佛教才对，绝不可以厌世消极之言，妄为批评佛教。
玆因时间关系，对于今晚所标的题目不能全部讲完，余者留待日后有机会再讲。今晚蒙诸位的热烈欢迎深为感谢。最后祝诸位身体健康！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