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思想的萌芽
德国人禀性好学深思，是西方国家之中最早体会佛教真谛，并且礼赞佛教教义的国家。十七世纪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helm Leibniz, 一四**至一七一六)着《辨神论》，曾引用一些佛学典故。十八世纪，大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一七二四至一八○四)经常在他的著作与演讲中提及锡兰、缅甸、西藏和中国的佛教，赞叹佛教僧侣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精神，并且对因缘业报的教义感到兴趣。他在临终时，曾向友人赫斯( Hesse )说：他坚信佛教轮回的道理。
十九世纪初期，印度哲学在西方渐受欢迎，德国的哲学家如谢林( Schelling)、黑格尔( Hegel)等从翻译的书籍中认识佛教义理的博大精深，其中尤以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一七八八至一八六○)对后人最具影响。 他不但广搜佛典，研读经义，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佛教义理，赞美佛教是“世界所有宗教中最卓越者”，更在住家里供养佛像，以佛教徒自居。崇拜叔本华思想的德国大音乐家华格纳( Wihelm Richard Wagner, 一八一三至一八八三)则颂扬“佛陀人生观之伟大，使其他学说在相较之下，显得微不足道”，同时在其作品中融入佛教体裁。大哲学家尼采虽然是耶稣教牧师的儿子，却大胆地称扬“佛教的真实性高于耶稣教一百倍”，并赞美佛教徒的祥和无诤。
由于这些哲学家、艺术家的启蒙，佛学研究于十九世纪在德国向下扎根。第一个在德国开设梵文和印度学研究所的教授是薛立格( Aughust Wilhelm Von Schlegel，一七六七至一八四五)，时为一八一八年，此后许多大学，例如 Tuebingen Uni-versity(一八五六)，Goettingen University (一八六二)，Munich University(一八六七)相继成立，迄今德国有十多所大学设立与佛学研究相关的研究所。第一本有关佛教的著作是科也本(Carl Friedrich Koeppen)的《佛教》(The Religionof the Buddha，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九)，这本书代表德国佛教学术研究的开始。
佛教义理的传扬
一八八一年， 奥登堡( Oldenberg, Hermann; 一八五四至一九二○)的《佛陀生平、教义与教团》( Buddha, His Life, His Doctrine, His Order, 一八八一)，在柏林出版，该书确立佛陀与佛教僧团的历史，打破部分学者视佛陀为神话传奇的谬误，意义非凡。续后，他又编纂巴利《律藏》，将其中“戒本”译成英文，并鼓励英国的戴维兹教授创立“巴利圣典协会”。
一九○三年，德国第一个佛教团体在来比锡诞生，它的名字是“德国佛教传道会”(Society for Buddhist)，是由塞顿杜克(Karl Seidenstuecker,一八七六至一九三六)所创立，目的在弘扬佛法。 一九○五年，出版《佛教徒》( The Buddhist)，是西方第一本佛教刊物。同年，他在柏林建立分社，将该会改名为“德国佛教会”( Society for Buddhist Mission in Germany )， 后来由于经费不足而不了了之。一九○七年，塞氏另创“大觉中心”( Mahabodhi Center )，但三年后又因缺乏财源而停办。
一九○三年，音乐家古斯( Anton Walter Florus Gueeth )，在缅甸剃度为僧，法名三界智( Nyanatiloka, 一八七八至一九六○)，是德国第一位比丘，此后有许多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荷兰人跟着他学佛，甚至请求出家。一九○六年，他出版《佛陀圣言》( THE WORD OF THE BUDDHA )，多年来，被译为多种文字流通。他曾创立出版社，并发行《佛教世界－德国佛教月刊》( The Buddhist World ｜ AGerman Monthly for Buddhism )。 一九○九年， “德国巴利文学会”( GermanPali Society )成立，其目的是为了要在西方建寺安僧。 一九一一年，他意识到欧洲建寺机缘尚未成熟，于是来到斯都瓦小岛( Polgasduwa )隐居苦修，受到当地居民的敬重，争相供养。在两次大战中，他数度被视为德国间谍，鎯铛入狱，却无减其
弘法热忱，一九四六年获准释放后，他再度回到波加斯都瓦小岛习禅修定，翻译经典，终老于此。三界智长老富含精深哲理的著作，对德国早期学佛者而言，是莫大的启示，他难忍能忍的精神更感召了当时许多德国人学佛修行，对于德国佛教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九一一年， “摩诃菩提协会”在来比锡设立德国分会， 齐麦曼( FriedrichZimmermann, 一八五一｜一九一七)为第一任主席，塞顿杜克为秘书，并迅速将 TheBuddhist Look-out 复刊，一九一二年又将此月刊更名为 Mahabodhi Leaves， 此刊物到一九一六年刊行得很顺利。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锡兰修行的德籍比丘纷纷被押解至澳洲拘禁，如三界智长老，直至一九一八年才得以回到祖国。一九一三年，佛教生活联盟从德国巴利学会中脱胎而出，他不像过去德国巴利学会那样强调巴利文的研究，而注重佛教的适用性，同时发行《佛教月刊》( Journal for Buddhism )。在高等法院任职法官的格林(George Grimm, 一八六八至一九四五)，因为受到叔本华思想的启发而研究佛教，修持止观，并自学梵、巴语文，以期深入佛典。一九二一年，他合并“摩诃菩提协会德国分会”与“佛教生活联盟”，舍宅成立“德国佛教团”(BuddhistCommunity for Germany )，与塞顿杜克共同负责会务。一九二四年，改名为“三宝佛学社”( The Buddhist Lodge for the Three Jewels )。 同样是因为深受叔本华作品感动而转信佛教的达尔克医师(Paul Dhalke,一八六五至一九二八)，向以弘法度众为己志，一九一八年开始撰写佛书，翻译经典，并创立《新佛教学报》( NewBuddhist Journal)，一九二四年后更名为《零碎集─应用佛学杂志》( The ScrapCollection-A Periodical for Applied Buddhism )， 以科学方法分析佛法。一九二四年，他在柏林建立“佛教精舍”( The Buddhist House )，环境优美，藏书丰富，在当时是欧洲的佛教重镇。一九二八年，达尔克医生逝世后，由其胞妹接管，二次大战期间，柏林在战火的蹂躝下损失惨重，精舍无法维持，遂由“锡兰德国弘法使团”( German Dhammaduta Society of Ceylon )买下，转为寺院。
一九二一年， 斯坦基( Martin Steinke, 一八八二至一九六六)在柏林创立“佛陀团体”( Community around the Buddha )， 一九三三年来到中国，皈依倓虚法师，法号照空。一九三四年返国，被选为第一届国际佛学会议主席，在伦敦召开会议。后来“佛陀团体”改名为“佛教团体”( Buddhist Community )。
纳粹时代的禁佛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取得政权，禁止宗教活动，焚毁佛教著作，许多佛教团体领袖被秘密逮补，但仍有人不畏强权，暗中进行佛教活动，像格林“三宝佛学社”的会员另创“老佛教团体”( Old Buddhist Community )，格林在乌亭( Utting )的房舍就是他们聚会活动的地点；斯坦基则住在德国南部，著书讲经，藉此续佛慧命； 费雪( Kurt Fisher )在“佛教精舍”继续发行《佛教生活与思想》( Buddhist Life and thinking )刊物，一直到一九四二年舍报往生为止。在锡兰弘法的德国比丘也受到战争波及，一九四一年被监禁在印度德拉屯( Dehra Dun)，直到一九四六年才被允许返回锡兰。
战后佛教的恢复
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投降，饱受战争摧残的百姓急于拥抱宗教，佛法尤其能抚慰心灵的创伤， 各地佛教团体因此纷纷成立。 先是“韦勒出版社”( Kurt WellerPublishing House )推出“阿育王文库”( Asoka Edition )，以文字般若弘扬佛法。一九四九年，自从慕尼黑佛教团体加入“摩诃菩提协会”以后，许多大城市如柏林、法兰克福、汉堡、基尔、科隆等地也都相继加入。一九五一年，柏林佛教徒成立柏林佛教会。一九五四年，汉堡佛教徒成立汉堡佛教会，一九六二年由佛友捐赠罗斯堡一处风景优美的房舍作为禅修中心，名为静庐( House of Quiet )。一九五二年， 葛文德喇嘛同时在印度及西柏林成立“圣弥勒坛城西方教团”( Western OrderArya Maitreya Mandala )，是德国第一座密教寺院。其后日本佛教各宗派也来德国建立道场。一时之间，林林总总，佛教在战后的德国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茂景象。
为了使德国法律承认佛教团体是德国的宗教团体，佛教徒自一九五二年便着手开会，进行立法程序，于一九五五年成立德国佛教会( The German Buddhist Society)，将各个组织团体纳入，一九五八年正名为德国佛教联盟( The German BuddhistUnion )。一九八四年，德国佛教联盟为与耶稣教取得平等的合法地位，成立德国佛教总会，制订组织章程及共同目标。一九八六年，两个佛教会共同设立全国办事处，并协办全国性活动。
人间佛教的发扬
近几年来，中国佛教也在德国生根，其中以建设人间净土为主旨的佛光山与佛光会在此发展最为迅速。自一九八八年开始，就有德籍人士专程前往美国西来寺及在台湾的总本山佛光山求受三坛大戒。一九九二年，佛光山派满彻法师到没有任何信众基础的西柏林弘法利生，短短数年中，不但接引无数德国人士学佛修行，并且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筹建柏林佛光山、莱茵禅净中心、法兰克福禅净中心及汉堡布教所等四所道场。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柏林、莱茵等地分别成立佛光协会，除例行的共修会、读书会、佛学班、禅坐班、抄经班、才艺班、语文班等之外，每月出版中、德文《佛光世纪》，还有不定期的佛学讲座、信徒讲习会、青少年学佛营、青少年心理座谈会、妇女法座会、各种佛像、念珠、禅画、油画、佛像、花艺、中国结、国剧脸谱展览、园游义卖会、素食品嚐会、乐团表演等等，不但经常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报导，而且也受到当地政府及社会人士一致肯定，比方自一九九五年起，柏林劳工局有感于佛光人弘法利生的善行义举，特准今后凡佛光山派来德国的法师名额不限，并可获得居留权，这在没有移民政策的德国而言，是稀有难得之事；一九九六年九月五日，柏林佛光协会十位代表应总统贺隆( Roman Herzog )先生的邀请，到总统官邸参加文化活动，此乃中国团体首度获得的殊荣，所以当地德国人咸表欢喜，赞扬佛光山及佛光会让他们认识佛教，也使他们深深体会到人间佛教思想可以开拓他们的心灵领域，是当今德人所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