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大启蒙书之二
人文主义原为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当代冲破教会束缚、摆脱神学统治而兴起的一种文化思潮，并为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武器。《大英百科全书！》曰：今日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都是在寻求人在思想与精神上异于禽兽的理由，所诉求的终极领域是人类的理智，而非任何外在的权威，是指任何以人类福利为本位的观点和态度。故理性、平等、自由等思想，皆可纳入人文主义范畴。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中，佛学所体现的人本、平等和理性精神特别突出，拥有丰富的人文主义资源，具有与其它宗教截然不同的特质。
一、佛教是人本的宗教
在人与宇宙、人与天、人与神的关系中，各种宗教大多坚持“以神为本”的方针。如释迦牟尼氏在世时有被释氏称为“外道”的婆罗门教认为，梵是永恒绝对的真理，梵天创造人和宇宙，支配人的命运和意志，与基督教上帝造人说不谋而合。唯佛教不承认上帝或神佛创世。释迦牟尼从有情众生生死流转中，体验到“不从天生，不从自生，非无缘生，从因缘生”的“了义”真谛，由此体悟宇宙万有皆“因缘生”的道理，揭示了众生因缘和合生死流转的种种状态。
李敖访问大陆时参观北京法源寺，大谈“无神论”曰：“我要说，释迦牟尼不是神！”他不知道，释氏从不自认是神，佛教本是“无神论”，佛教信仰本是科学思辩而不是盲从迷信。佛教的体系中也有很多神佛鬼怪之说，我说过那是针对“中民”的“俗谛”、“第二谛”和“非了义”。章太炎先生则认为，佛法重视自心，轮回、天堂及地狱是承袭印度婆罗门教的旧说，不是佛法的根本观念。
太虚大师将宗教分为三种：一鬼灵教，二天神教，三自心教。他认为，鬼灵教是最低限度之宗教，天神教稍高级，耶教、回教即此类，最高级是自心教。自心教依自心信修所获之超常证验，认定惟是自心之心境，否认种种鬼灵及惟一无二能造作的主宰者。佛教便为自心教。释迦牟尼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并非自诩说他自己是天地间至尊的教主，唯我独尊意即唯“心”独尊，意谓天地间至尊无上者是我的“真心”。
从思考、关怀人的生老病死问题出发，深入探究人生痛苦根源，追寻超脱烦恼痛苦的的途径，以抵达涅盘（上般下木）理想之境…，佛教有着浓厚哲学思辨色彩，明显人本智信特征。从原始佛教到中观学、唯识学，印度佛学将“人生”问题当作立论的出发点，大乘佛教以明辨善恶、勘破是非、珍惜人生、热爱生命、广行慈悲、泽被生灵为要义，佛教中国化后，人道人本色彩更为浓厚。佛教这种人生追求以及它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博爱情怀，在在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的精神。
二、佛教是理性的宗教
佛教所有说法皆以“缘起法则”为核心。“缘起法则”认为世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宇宙万有都处在由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交织而成的因缘链之中，无一现象是孤立的。这就与基督教的神秘天启说和神学独断论大异。
近现代著名佛教居士、佛学教育家欧阳竞无大师曾从神祗崇拜、经典迷信、教条主义、感情盲从四大方面，区别了佛教与其它宗教之异。他说“宗教式之信仰为何？纯粹感情的服从，而不容一毫理性之批评者也。”而佛教则允许进行充分的理性批评，因为佛法“依智不依识”“无上圣智，要由自证得来”，佛教的思想自由和理性、科学之精神，乃所有宗教中独一无二的。
太虚大师甚至倡“科学的佛学”：“科学重在实际经验，不落玄想，佛学亦是脚踏实地渐次修证，不尚空谈”，“旷观于古近一切的哲学宗教，唯佛学不但不因科学而有所摧且得科学以为之证据及诠释，益见真确精密。其无上正觉悟所完全洞明的宇宙人生真相，又定于科学的发明上，树立合理的正解真信，以补科学之缺陷而促其进步。故当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佛学，成立科学上的最高信仰。”（《佛学源流及其新运动》）。事实确是，佛教中的许多知识如元子论、相对论、无常论等被科学证明正确。
三、佛教是平等的宗教
佛教认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秉持一种最广大全面的平等观，“平等者为一切佛法之根本，一切学行简言之，致平等而已矣。”（吕澂）。佛与弟子及众生的关系是先觉与后觉的关系，佛陀僧团中不允许有四姓差别。不但人之间，且所有有情众生，包括人、畜、鬼、天皆一体平等（当然众生平等、诸法平等是就本体而言，对悟者而言。众生因业力和果报不同，在相位上众生依然有生老病死以及八苦的不等）。
佛教也颇重视社会平等诉求。佛教重个人修持，但认为一切制度（一切法）都是众业之所集，一个好的制度和“王”可以更好地抑恶扬善，亦众生福报也。故佛教倡导正法治世，有圣王之说，还有“选王”之制（远古居民的选举制）。在古印度神权奴役和种姓制度森严的时代，释迦牟尼以包含着人性、人权、民主、自由等因素的平等观，向社会不平宣战。洪德仁先生在《佛教的平等观》一文中总结了佛陀提出的四大平等理趣：
真如平等：真如是指诸法真实不变，如如不动的原理。真如亦可叫法性、法界，如来藏，宝相，清净法身，圆成实性等。真如又可分法性、法相两方面；佛性平等：人人皆可成佛；业报平等：从诸法实相观察，法界众生，熙来攘往，千形万态，但有一种享受没有丝毫偏袒，那就是各人所受的业报；究竟平等：究竟平等是说佛果位的平等。前面讲的佛性平等，是各人在因地上具理讲的。如果只是具理的佛性，没有事修的功行，众生是众生，诸佛是诸佛，不能勉强凑合来讲平。必须经过一番修习的工夫，了生死得解脱，到达佛的果位，才是究竟平等。到。
佛所悟的平等原理，从因和果各方面看，就有真如，佛性，业报，究竟的四种。前两种真如与佛性是告诉我们人性人权本来平等，从最高佛学义理看，等级观念制度是不合理的。后两种业力与究竟是告诉我们，理性的平等也要靠人事上努力。争取进修，才能大彻大悟达到平等的地位。
四、佛教与他教的区别
关于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欧阳竞无大师民国十二年在南京高师哲学研究会的讲演中有一段话讲得颇为透彻。他认为，世界上所有宗教其内容必具备四个条件，而佛法都与之相反。现摘要于下：
第一，凡宗教，皆崇仰一神或多数神，及其开创彼教之教主，此之神与教主，号为神圣不可侵犯，而有无上威权，能主宰赏罚一切人物，人但当依赖他。而佛法则否，佛有四依教：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智不依识。所谓依法不依人者，即是但当依持正法，苟於法不合，则虽是佛亦在所不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前之诸佛，但为吾之导师善友，绝无所谓权威赏罚之可言。是故在宗教，则不免屈抑人之个性，增长人之惰性。而在佛法中，绝无有此。
第二，凡一种宗教，必有其所守之圣经，此之圣经，但当信从，不许讨论，一以自固其教义，一以把持人之信心，而在佛法，则大异此。曾言依义不依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即是其证。不了义经者权语略语，了义经者实语尽语，不必凡是佛说皆可执为究竟语，是故盲从者非是，善简择而从其胜者，佛所赞叹也。其容人思想之自由如此。
三者，凡一宗教家，必有其必守之信条，与必守之戒约。信条戒约。即其立教之根本，此而若犯，其教乃不成。其在佛法则又异此。佛法者，有其究竟唯一之目的，而他皆此之方便。所谓究竟目的者，大菩提是。何谓菩提，度诸众生，共登正觉是也。持戒者，菩提心为根本，而大乘菩萨利物济生，则虽十重律仪权行不犯，退菩提心则犯，此其规模广阔，心量宏远，固不同拘拘於绳墨尺寸之中，以自苦为极者也。夫大乘固然，即在小乘，而亦有不出家，不薙发，不披袈裟而成阿罗汉者。（见俱舍论）佛法之根本有在，方便门多，率可知矣。
四者，凡宗教家，类必有其宗教式之信仰，宗教式之信仰为何，纯粹感情的服从，而不容一毫理性之批评者是也。佛法异此。无上圣智，要由自证得来，是故依自力，而不纯仗他力，依人说话，三世佛冤，盲从迷信，是乃不可度者，瑜伽师地论四力发心，自力因力难退，他力方便力易退是也。
如上所言，一者崇卑而不平，一者平等无二致。一者思想极其锢陋，一者理性极其自由。一者拘苦而昧原，一者宏阔而证真，一者屈懦以从人，一者勇往以从己。二者之辨，皎若白黑，而乌可以区匾之宗教，与佛法相提并论哉。（据欧阳竟无居士演讲稿，题为《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
欧阳竟无的学生王恩洋先生进一步发挥老师的观点，认为宗教信仰唯依于人，佛法则依于法；宗教以上帝为万能，佛法以自心为万能，宗教以宇宙为上帝所造，佛法以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宗教视教主至高无上，佛法则打破界限，以为心佛众生平等无二；宗教以天堂为极乐，以自了为究竟，实不能究竟，佛法则发大菩提心、发大悲心，自未得度而先度他。
综上所述，佛教与他教的高下一目了然。欧阳竟无大师甚至认为佛法非宗教。老枭以为，佛教是一种高层次的与其它有神论宗教殊异的宗教信仰。佛的意思就是觉悟，是通过闻思修的学习和反复实践亲证亲验而得到的一种大智慧。
五、关于基督教及韦伯
欧阳竟无大师所说的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共同特点，也是基督教的特点。我追求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并不排斥基督教。各种宗教对人生和死亡的关怀，答案互异但各有意义。基督教千古流传，对人类的精神自有不可或缺的救治作用。不过我认为，佛教更优秀，“教”级更高，也更适合中国从专制向民主的和平过渡，故主张把佛教放在优先地位。记得恩格斯都说过，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较高阶段。枭文《信上帝者，非伪即愚！》是站在历史的高处和智慧的顶峰极而言之，是为利根上智特别开的“小灶”。因为大智慧者大文化人的道德和人生意义是不应靠上帝来保证和赋予的。
我曾说，西方最高神格为上帝，用佛教里的果位衡之，上帝的神格也不算高，也就罗汉而已，大不了菩萨一级吧。这是戏言，也是实话。从大乘佛学的角度看，基督教义是一种 “非了义”，“不究竟法”。基督教的宽容度、博爱心及和合精神，与佛教比，均有不及。卢语晖君在批枭雄文《不信上帝者，既愚且伪》中说“上帝对某些人有更多的偏爱，而对某些人则是完全拒绝。”这与佛教“众生平等”、“饶益有情，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大慈悲心，差了好些层次。吾友老象说得好，佛教度人也讲要“有缘”，但绝对不会拒绝对任何众生的救拔。
许多国人包括文化人以为基督教“开”出了或曰催生了西方民主，或者干脆把基督教当作民主工具，以为传播基督教就是在追求民主，纯属历史的无知。相反，是启蒙思想反掉“神本”主义，是宗教改革政教分离之后，西方社会才逐步走上民主道路的。
至于挂在自由派文人嘴巴上的韦伯“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的观点，并不足以说明基督教根本教义的先进性，更不足以把民主与基督教挂钩。请注意，韦伯认为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乃是新教伦理，而且是其中的合理成分而已。况韦伯的论证很不严密，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的因果联系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
比如韦伯认为新教促进资本主义精神的理由之一是，新教反对毫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和人生所得的一切，因为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使得新教徒们不断地创造财富却并不将它用作个人的消费，而是将其投入财富的再生产中，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这就有些可笑了，要说禁欲主义，我们的某些偏离了儒家大道的传统道德规范丝毫不输给基督教。更多学者倾向把宗教看作现代化的障碍，认为宗教的衰退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孔德、斯宾塞、马克思等人都对宗教包括基督教持否定态度。似乎韦伯也说过，资本主义无限的逐利动机在任何宗教道德中都不会被认可。
韦伯对儒佛理解至为肤浅。关于佛学，他的观点只是小乘佛教的见解。他关于儒佛伦理与资本主义不兼容的论证早已被日本、香港、新州、台湾和“亚洲四小龙”（皆为儒佛并行的儒家文化圈，佛教是泰国国教）的社会发展现实所证伪。一些自由派文人唯洋是崇，奉之为社会分析科学无人能及的大师，未免可怜，令人讨厌。
六、佛教的现代化
公历纪元前后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一直得到比较自由的传播。汉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南北朝除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外，大都崇信、扶植佛教。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唐朝帝王尊崇道教，但对佛教也任凭其蓬勃发展，韩愈辟佛，还遭到流放。宋朝对佛教大多采取保护政策。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明朝出现过袾宏、真可、德清、智旭等四大高僧，信徒遍朝野；清朝崇奉藏传佛教，但不限制汉地佛教。康熙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返京。雍正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
总体而言，历代王朝都对佛教都以扶植为主，认为三教各有妙用。历史上，南北朝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唐朝武宗时，虽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行动都相当“人道”，对佛包括儒道的摧残，中共才是最为严酷、真正空前的！不论是作为文化还是宗教，佛教与儒学一样遭受了五四和文革两轮毁灭性的扫荡之后，又被中共收进自己的腰包，将教中人当作自己的传声筒。佛教末流，只求个人超脱而逃避社会现实，以当“自了汉”为满足。振兴中华文化，离不开佛教的现代转化；佛教的现代化，离不开大乘佛法的重新弘扬。
关于佛教现代化问题，释太虚、释印顺等人倡导的人间佛教和人生佛教运动最为精当切实。太虚强调入世，注重人生，认为修行不能仅仅为了个人解脱，而应从人乘出发，进修大乘菩萨行，以大乘“自觉、觉他”的精神将个人解脱与世间一切众生的解脱结合起来。人间和人生佛教是印度佛教中国化、入世化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大乘佛教的进一步发扬。经中共围剿，佛法衰微，相距近百年的释太虚等大师的人间佛教之倡议，至今听来犹如狮子吼。
佛教平等理性、以人为本等人文主义特质，与现代平等自由等价值观遥相呼应。相信佛家理性、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大乘的入世、普度与普世精神，对于疗治各种庸俗现实主义、奴才犬儒主义的“流行病”，对于充实和创新民运思想资源，推动民主事业发展，大有作用和意义。振兴中华佛学，佛学界、思想界和民运界有识之士任重而道远，勉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