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至唐代中期兴起的，它是印度佛教在糅合我国本土文化和传统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佛教在我国完成中国化的标志，极大的丰富了我国的传统文化。禅宗的思想对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有很大启发和影响，至于宋元明清时期“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成了众多文人的精神生活模式。禅宗的思维方式不仅对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它独特的思维方式对我们思维的创新具有极大的意义。
一、“悟”性
禅，是梵文Dhyana音译“禅那”的略称，原来只是指“三昧”(定)的一种，后来往往禅定并称，不加区别，是一种运用思维活动的修持，又译为“思维修”，而玄奘意译为“静滤”，即宁静安详地沉思，可见禅是直接和思维相联系的，是通过修持者的思考来达到修行的目的。
悟，顾名思义就是感悟的意思，即通过思考来明心见性，所谓的“道由心悟”。悟，是禅的生命，也是禅用来把握世界的根本的思维方式。禅宗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众生解脱“苦海”的唯一途径是返观自性，自悟本心。一切从本心出发，禅宗追求超越经验的内心自悟。它是一种独特的个人体验，也是禅宗的核心范畴。禅宗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铃木大拙指出：“禅如果没有悟，就象太阳没有光和热一样。禅可以失去它所有的文献，所有的庙宇以及所有的源头，但是，只要有悟，就会永远存在”。
“悟”是禅的生命，是生命的直接体验，它并非存在于概念推理中，它是一霎那间得到自由与解脱的心理体验。为此，禅师们还常常用激烈的言行来指点弟子“开悟”，棒喝法是其以大特色，其中以“德山棒，临济喝”最为著名。这种棒喝的语言方式与日常语言比起来，更是“直指人心”，使人不假思索、截断众流，当下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当人们甩掉概念、推理、执着时，心中才能一片澄明，与万物同在，从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否则，事物便失其本来面目，“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这种“顿悟”的思维方式是现代思维创新常常使用的方式。所谓的顿悟，是指运用直觉、灵感、想像、联想、类比、假设等手段，经过思维的跳跃，突然了解、领会、判断、把握事物的一种思维现象。它是思维过程中断以后，由潜意识加以沟通才出现的思维结果的非规范、非理性的过程。所说悟性，就是悟的心性，或者说的悟的水平、能力。顿悟具有瞬间性、自发性和成果性的特点。顿悟发生在瞬间是突然明白或者“突然觉悟”，它是自觉发生的，在我们的思维创新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顿悟思维被人们成为“第二创造力”，是指创造主体突破思维障碍机制悟出破解问题作出创新成果的创造能力。它在创新过程终端中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因此，要获得创新成果，运用顿悟思维方法，开发顿悟创造能力是十分重要的。而要想获得顿悟必须要做到一下几点。第一是学习掌握广博的知识，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现代脑科学告诉我们，人脑中不断地形成无计其数的“神经回路”。当知识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起两种新的变化，一是突破定势思维，二是重新接通一些“神经回路”，这样就可以克服思维的障碍，使创造主体自然而然的进入创造活动，诱发灵感创造能力，产生直觉创造能力，通向顿悟创造能力。二是积极开展思维训练，开发人的顿悟思维能力。顿悟能力是人的创新能力，它来自人的活动，来自实践活动以及训练活动。三是重视启发、启示，激发顿悟思维能力。
二、直觉性
禅宗思维是一种“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的直觉思维，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它抛弃逻辑思维所必要的程序，如概念、判断、推理等，在直观的沉思与观照中消弭时空物我的界限，领悟到本心清净、一切皆空的终极真理。禅宗，尤其是南宗禅，认为心灵无善无恶，本无“尘埃”而无须“时时勤拂拭”，一悟即可成佛。他们对佛经简单明快的解释和对心灵的关注吸引了越来越多信仰者的兴趣。禅宗认为，人与外部世界是同构的，认识自身即认识外部世界，自我发现即发现世界。只有直觉才能彻悟现象。理性把握的是推理的对象，而非世界的本体。禅以无执之心，可以穿透层层迷障、知解，到达涅槃之境。它不是对佛典的注解和对宇宙的客观认识，而是对人生的心灵体悟。所以，古代的一些禅师具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荒诞怪异的举止言行，但是确是为了洞察终极真理。虽然，禅宗是反逻辑、反概念分别的，但是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起码是一种反思“逻辑”的思维方式，站在逻辑思维更高层次上来摒弃逻辑思维。
所谓的直觉思维是创造主体以独特的直觉能力从直接经验中觉察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实现“物我和一”的一种非逻辑、非理性的思维。直觉思维具有重要的创新作用，它能以“思维的感觉”迅速准确的把握事物本质和以“直接领悟”事物本质进行创新。例如，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时，认为物种起源是一切秘密中的秘密。他通过大量的动植物标本的搜集，发现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于是，他直接领悟到通过对直接经验的直觉道路提出变异假说，认为变异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可见，运用直觉思维方法进行直接领悟，有助于发挥直觉思维的创新作用。要开发直觉思维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熟悉直觉产生的领域，要非常熟悉，再就是思维条件，先是必须想，百思不得其解。还有就是思维的多样性、灵活性和意志上的执著，这样才能激发人的潜意识，从而思维进发新的火花，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三、形象性
禅宗思维方式还具有形象性，它承继并发展了中国古代思维形象性的特点。中国古代就有“近取诸身”的思维方式，《中庸》就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天地山河，鸟兽草木都被认为是伦理的化身，“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老庄则认为万事万物中都蕴涵着道，一切事物皆为道的表现。魏晋南北朝的僧肇发挥了这种思想，提出了“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也，然则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的理论。后来的禅宗更是认为，佛光普照，万物皆有佛性。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因此，禅经常以自然风光入诗，这些诗往往活泼自然，充满情趣。如鹤林玉露载某尼悟道诗：“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这首诗说明道不远人，佛性即在自身，如果骑驴觅驴返向外求，就会迷失自我，它没有枯燥的禅理，只是通过身边的事物去暗示禅，而禅趣一片 盎然。它是通过诗的审美情味来指向禅的神学领悟，禅的所谓神秘悟道，其实是某种感受。它是以一种无功利、无目的的心境来感受这个世界，来获得心灵的自由，把对真如佛性的领悟还原为对自然色相的领悟。这样，此岸，彼岸、人间、佛地的距离就缩短了，从而使其具有的形式因素有了存身之地，为宗教走向艺术打开了通路。
形象思维主要是指用直观形象和表象解决问题的思维。其特点是具体形象性、完整性和跳跃性。形象思维的基本单位是表象，它利用表象来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的过程。当人利用他以有的表象解决问题时，或借助于表象进行联想、想像，通过抽象概括构成一幅新形象时，这种思维过程就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在我们的思维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实践活动中使用形象思维来解决问题的例子比比皆是。现代生物学中DNA分子模型的创造就是利用多种形象结构模型合成的典型例子。物理学家克里克从生物化学家魏尔金斯和他本人的计算中看到，核酸的个规则结构之间的距离比核苷酸的这中距离要大得多，于是想像到DNA分子可能是某种形式的螺旋体，不久富兰克林和沃森分别用X光摄像机拍照到该分子的X光衍射图像，的确显示了螺旋体的形状。沃森和克里克根据照片所显示的格式和科学规律，成功地塑造了DNA分子的双螺旋模型。沃森和克里克作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成功的综合者，荣获1962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可见，使用形象思维在我们实践活动和思维活动中，常常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四、否定性
从根本上讲，禅宗思维是一种否定性思维。其思维的超越性是在种种否定中实现的，否定是绝对的，其否定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权威和法典的否定
禅宗认为：“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自清净”、“自性本不生灭”。就是说，一切众生先天具有独立自在的、圆满自足的、清净无染的“自性”。禅宗还认为：“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一悟即至佛地”，而悟只有亲身体验才可获得，无需外在权威与偶像。即光靠外来的输灌，不通过自性的觉悟，是不能达到解脱的目的的。因此禅宗坚持的是一种众生成佛而不依靠任何外界力量自己解放自己的立场。它认为一切经典“总是魔说”，“十二分教(十二大经)是鬼神簿、拭疮疣纸”，一切救世主如同粪土身外的一切偶像均要打倒在地，要“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最典型的例证是：“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师取木佛烧火”。
禅宗的这种敢于向传统和权威挑战的胆略和勇气，客观上起到了激励一批思想家和文人士大夫同形形色色的枷锁进行斗争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反传统的角色。
禅宗的这种否定思维对我们打破思维的束缚，解放思想，开展思维的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思维有着很多的枷锁，其中对权威的崇拜和对书本的迷信是两个重要束缚。思维中的权威定势是来自人的后天的社会环境，是外界权威对思维的一种制约。权威枷锁一旦在我们的思维模式中确立以后，就会由于各种因素而不断的得到强化。从思维领域来看权威枷锁有益处也有害处。但是从创新的角度来说，权威定势显然是要不得的。在需要推陈出新的时候，人们往往很难突破旧权威的束缚，有意无意地沿着权威的思路向前走，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总是被权威牵着鼻子。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创新常常是从推翻权威开始的。伽利略不相信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才推翻了流行一千多年的“自由下落的物体，重量越大下落速度越快，重量越轻则下落速度越慢”的谬论。
对于书本型思维枷锁，我们也要勇于打破。书本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是千百年来人类经验和体悟的结晶。它可以使知识不断的传递，可以说书本带给我们无穷的好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书本知识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一段距离，二者并不完全吻合。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千姿百态的，在书本上是很难找到具体的答案的，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与第二国际发生过论战，毛泽东和王明发生过论战。论战的双方都能过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根据，单纯从理论上也许难分高下，但是一进入具体的实践领域，便显出了双方的是非曲直。可见，我们要把书本知识和具体的实践问题向结合，而不是盲目的迷信书本，否则，只会纸上谈兵，在实践中失败得一塌糊涂。
第二，对自身的否定
由渐悟到顿悟再到不悟，禅在对自身的否定中发展。禅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它把心性作为理论基石，把早期佛学中由深奥复杂的理论建构起来的佛教义学看成是由文字语言符号表达的“佛法”视为“理障”，追求义学原旨渐渐退出了佛教信仰者的视野。由于人们心灵拯救的需要，关注信仰者心灵状态的禅思就成了被关注的中心。
早期禅宗以心为根本的思想，使禅法由外在的形式向内在的感悟倾斜，从而将禅变成了纯粹的心灵体验，认为心性与佛性是有区别的，但由心到佛仍需要持戒、入定、习慧。从弘忍到神秀北宗禅即是沿袭这一思路，传说是神秀所作的那首著名的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净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即精确地概括了其思想。这是一种渐悟的修行，把人的心分成净染二门，仍须保持一定的修行办法，由定到慧。这种思路在惠能那里受到了严厉挑战，惠能认为：“菩提本无树，明净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自性本自具足，人自有灵明觉性，一切污染心灵的尘缘皆是虚妄。以惠能为代表的禅宗提出即心即佛的命题，把心灵体验又提升为自心自悟式的刹那间的自我肯定，但他并没有摆脱人性与佛性、污染心与清净心的区别，毕竟还需要顿悟。
对自己的否定有利于打破“以自我为中心的”的思维枷锁，这种思维枷锁以个人的思考为自己的中心，表现为“太自我”，从而看待问题是从“自我视角”出发，这种思维方式使自己的视角局限于“自我视角”就会使眼界狭窄，不利于思维的创新。在具体实践思维中要多多进行“非我视角”的训练，力求超越“自我”，就是不断地破除“我执”，充分发挥思维主体的“视角转换功能”，学会从他人的角度观察和思考事物，尽力体谅并宽容与己相异的人、事、物，以开放的心灵来接纳整个世界，这种宽松的人际关系和开放的心态是有利于思维创新的产生的。
总之，禅宗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禅宗的思维是千奇百怪的，禅宗的思维对于启迪智慧、开发智力、丰富心灵是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