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下去，重打××大板！”
这样的台词在古书与古装戏中随处可见。这里的“重打”，指的是打屁股以及屁股的延长部分：大腿。古人“股”的概念是宽泛的，但即便仅仅打大腿，屁股一样难辞其咎，至少要暴露出来是肯定的了。
为什么会选择屁股作为主要行刑的区域呢？原因有二，其一，此处脂肪较多，打之不伤筋骨，相比其他部位比较容易痊愈；其二，臀部为人耻部，中国乃礼仪之邦，先生教育人们“知廉耻”，因此，当众把裤子脱下来让人打，终究是心痛超过身痛的事情。
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士人间流传着“伴君如伴虎”的说法。无数大员便是在一路棍棒的调教下成长起来，转而有了权力再去调教那些巴望着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的人们。
《明史演义》第七十三回记载：明朝著名权臣沈思孝，因触犯朝廷要员，被施以杖刑。沈思孝因受杖时，右腿叠放左脚上，所以他的右臀受伤重，左臀受伤较轻，回家后，大夫从其身上割掉数处烂肉，大的盈把。为了让肉尽快长齐，生割活羊腿上的好肉填实。
与此异曲同工，《娱目醒心编》卷五详细讲述了医治杖伤之法：
用刀割开外皮，剜尽内边烂肉，更取活羊一只，割它腿肉填补空处，使他血肉相连，长成一片，然后可以行动。
如此可以想见，多少古人的屁股上挂着羊肉。只是，人的屁股遭殃，缘何会殃及羊腿，难道只有那里肉质鲜嫩，堪与人臀相媲美？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中记载了慈禧朝中一位老太监对屁股的回忆：
太后宫内的总管首领、妈妈、宫女，平日受太后的严厉训练，即使安德海、李莲英等，也是打出来的，其他人可想而知。太后宫几乎天天有打人声。……御前的首领、小太监和妈妈、宫女等殿上的近御者，屁股上常绑一块橡皮，以防重杖，其皮名叫宝贝……
把“宝贝”穿在身上，这种不得已而透露出的黑色幽默实在让人哭笑不得。而橡皮的这一功用也可以写入中国科技史。
或许是我们的历史太过浩瀚，因此，与屁股相关的许多有趣的人与事我们几乎可以信手拈来——
行刑者
三百六十行中没有这一行，但这一行绝对是靠手艺吃饭的。笞杖在手，生杀、轻重仅在一念之间。于是，怎么打人就成了一门学问。
李伯元《活地狱》第九回提到此事：
从来州县衙门掌刑的皂隶，这小板子打人，都是要预先操练熟的。有的虽然打得皮破血流，而骨肉不伤；亦有些下死的打，但见皮肤红肿，而内里却受伤甚重。有人说，凡为皂隶的，预先操练这打人的法子，是用一块豆腐，摆在地下，拿小板子打上去，只准有响声，不准打破；等到打完，里头的豆腐都烂了，外面依旧是整整方方的一块，丝毫不动，这方是第一把能手。凡是犯罪的人，晓得自己理屈，今日难免责打，不惜花钱给这掌刑的……
这样一来，掌握这种高超本领的人，不仅能够顺利完成笞杖任务，而且可以执法违法，从中渔利。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罚分考十四》记载，明代厂卫负责施行廷杖的校卒在训练时，先用皮革绑扎成两个人形，一个里面放上砖头，一个里面包上纸，然后再给它们穿上衣服，让校卒对它们行杖。放砖头的人形是用来练习“外轻内重”手法的，要求能做到看起来似乎打得很轻，衣服也不会破损，但里面的砖头要打碎。包纸的人形是用来练习“外重内轻”手法的，要求做到看起来似乎打得很重，但里面包裹的纸不能损伤。行杖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才算合格。
清代方苞《狱中杂记》中曾记载着他在刑部监狱中亲眼看见的一件事：有三个犯人遭受同样的杖刑，为了少吃点苦头，他们事前都贿赂了行杖的差役。第一个犯人送了三十两银子，被稍微打伤一点骨头，养了一个月的伤；第二个犯人送了一倍的银子，只打伤一点皮肉，不到一个月就好了；第三个犯人给了一百八十两银子，受刑后当晚就步履如常了。
很显然，有钱人犯错误，只要打点得力，一般是可以免去皮肉之苦的。最苦的是那些老百姓们，钱见不着几个，到头来犯点错误，使不上银子，一准落得被狠揍一顿了事。
旁观者
对于打屁股这样的事情，人人皆有可能轮到。但在棍棒落到自己身上之前，准自由人大可悠游自在，作为暂时的旁观者，欣赏别人伏地挨打不失为一次愉快的精神历险——一定是又新鲜又刺激的！
事实上，行刑是需要看客的，否则就失去了惩戒示众的作用。对于臀部的击打，相比其他刑罚，可能会招来更多的旁观者，因为这种算不得酷刑的刑罚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本有的暴力倾向，同时还可以让人得到一份窥阴癖式的快感。挨打者伏地受刑时，生殖器的暴露在所难免，就算是衙役在行刑时有意维护挨打者的面子，可受杖之后艰难地站起来时又能顾得上什么？
因此，县衙公堂就成了很多有心理疾病的闲汉们聚集的场所。尤其是当听到有妇女被打屁股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会突地一紧，如同一个重大节日的到来。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给了这些人一个精彩的速写：“事实上，那天这群人聚在一起似乎仅仅是为了某种喜庆的目的。他们真的是快活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相互间开着玩笑，并且就罪犯被捕获一事而相互祝贺。”
清代大学问家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也记载了这样的嘴脸——
……闻堂上笞一囚，而咴咴呼痛之声，则女子也，诸又趋往观之，拉余俱去。余危坐不起，咸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就后文了解到，这次行刑并非打屁股，而是打嘴巴。于是，看客们大失所望，悻悻而归。
同样是在《右台仙馆笔记》中，另一则记载则突出了看客们的卓越贡献——不仅仅作为看客，还可以作为行刑者的帮凶。事情是这样的：河南某县农家女与人私通，被发现后不仅不知悔改，还教唆相好的挟持自己的丈夫，向夫家索要金银。县官得知，让该女子的父母出面。女子不听，县官便“命隶笞其父臀，批其母颊”。然后又让其父母训导，不行，又照例责打其父母，如是者三。最终官府擒获这对奸人，县官骂女无耻不孝，猪狗不如。“命左右尽去其上下衣，不留寸缕，先批颊如其母数，再笞臀如其父数，然后科以奸罪，决大杖四十。”此事轰动一时，闻风而至者上千人。用刑完毕，县官命父母将其领回，退还聘礼。但事情远远没有完结。当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离开县衙时，脱下自己的外衣为女儿遮丑。这时，伟大的极富正义感的看客们出现了，他们抢走了衣服，迫使那女子光着身子回家去。
这一幕，纵然是暴力情色电影的大导演也未必能想到。却在看客，这些与案情毫不相关的人们的导演下上演了。估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作为他们的谈资。事情本身的传奇，加上那女人丰满的血流如注的屁股。
怕挨打不愿从军的武举们
公元1180年，南宋最富热情、最有抱负的皇帝宋孝宗赵昚为了提高军事力量，颁布了《补官差注格法》。新的补官办法大大提高了武举们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也为他们许下了一个光明的发展前途。如果这项办法得以全面推行，武举们便能够进入军中长期服务，以便把他们在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日后国家用兵之时，就不愁选不到文武双全的将
帅之才。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武举们进入军界，军官的素质也会逐步提高，人才也就会源源不断地到来。这位皇帝对号召武举从军给予了很大的期望。
然而，三年之后，再一次举行武举考试时，冷落的考场依然毫不见起色。宋孝宗困惑不已，他找来主考官王蔺，劈头盖脸对他臭骂一通。王蔺同样困惑不已，从军五年就可以升迁，而担任巡检等官的升迁年限是六年，从军还可以让自己有大好的前途，为什么参加武举考试的人就这么少呢？为什么中了武举的人竟然没有几个选择从军的呢？
1183年的武状元林飙等人拜望王蔺的时候，王蔺问他们是否愿意从军。林飙等人回答说：“实在是不堪忍受军中的笞捶之辱。”
王蔺恍然大悟。难怪呀，武功上没有什么建树的南宋朝廷，在军中却存在着极为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而体罚则是体现官大官小的直接方法。事实上，作为一个军人，挨几下竹板木棒，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对于取得了功名的武举们来说，当众受刑这种从军的家常便饭还是不吃为好。因为军法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皮肉之苦，那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了！
王蔺当即上书，奏请宋孝帝下诏，命令军士们对武举以礼相待。七年之后，王蔺成了副宰相，他请求光宗皇帝最终废除了对武举的体罚。从此，武举从军一事稍见起色。然而，为时已晚，病入骨髓的南宋王朝并未因此而中兴，终被异族所灭，个中原因实在复杂，按下不表。
郑板桥的不忍之心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任山东潍县县令，期间常有对犯罪者施以刑罚的情况。对于笞杖之刑的施刑位置，郑板桥主张不要打屁股，而改为打后背。为此，还专门在给豸青山人的信中陈述其理由。个中对臀美的赞叹流露出郑青天的一片不忍之心，实在堪称千古奇文。
刑律中之笞臀，实属不通之极。人身上用刑之处亦多，何必定要打此处。设遇犯者美如子都，细肌丰肉，堆雪之臀，肥鹅之股，而以毛竹加诸其上，其何忍乎？岂非大煞风景乎？夫堆雪之臀，肥鹅之股，为全身最佳最美之处，我见犹怜，此心何忍！今因犯法之故，以最佳最美之地位，迎受此无情之毛竹大板，焚琴煮鹤，如何惨怛？见此而不动心怜惜者，木石人也。……我又不知当初之制定刑律者，果何恶于人之臀，惩罚时东也不打，西也不打，偏欲笞其无辜之臀也。臀若有口，自当呼冤叫屈。……圣朝教化昌明，恩光普照，将来省刑薄税，若改笞臀为鞭背，当为天下男子馨香而祝之！
郑板桥先生以经天纬地之才为臀部鼓与呼，实在是感人之至。不过，也有人通过这段文字揣测郑板桥有同性爱之嫌疑，以我看来，尚不足为据。我们不妨从人性和美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位颇有艺术品位的老先生，其对人性的关怀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而且用这样有人情味的语言来表述，着实让人钦佩。
酷刑的中国
了不起的残忍智慧酷刑的方法，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一定都有它的师承或祖传，……“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惟一的事业，而且也有工夫来考究。
——鲁迅《南腔北调集·偶成》
规则是打出来的。规则的制定者，那些帝王们，为了让自己的千秋霸业得以永继，不惜在前人的基础上变本加厉，面对最精妙的人类的躯体，极尽摧残之能事。
文艺作品中常常可以见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礼记·曲记》中最早见到前半句，而后半句则无可考，怕是后人为了对仗加上去的。这句看似聪明、贴切的下联很是害人不浅，直接造成了人们对于上半句的误解。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刑不上大夫”指的就是“刑，可以不加在权贵者身上”，其实，这是大大曲解了原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已经有明确的解释：“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这里的“士”指的是“士大夫”。接着，司马迁对这句话做了阐述，其大意是说，士的气节不可辱。有节之士在未受刑遭辱之前就“引决自裁”了。因此，刑罚很难施到他们身上去了。惧怕刑罚到了宁肯一死的程度，可见刑罚之残酷。
典籍中记载的种种酷刑，让人触目惊心者不下几十种，足见规则制定者超常的想像力。此处只略寻几个，便可窥见一斑。
一六三九年的一次凌迟
凌迟之刑是诸多酷刑中最惨绝人寰的一种。是将活人的肉一片片割下来，让人慢死的方法。中国历史上有姓名可考的被凌迟处死者不下千人。著名者如颜杲卿、刘瑾、郑鄤、袁崇焕、石达开等等。民间悍妇骂人时常说“挨千刀的”，就是指的凌迟。如此咒人，实在是国骂之精髓，先按下不表。明朝是历史上酷刑最多的时代，百官们竟然用鸩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死，以免受折磨。
明代《瑞严公年谱》记下明末崇祯进士郑鄤被凌迟处死时的情景——
一六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黎明，圣旨下达让当日执行，有司官员立即下令传齐有关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后称西四牌楼，即今北京西四)。那天早晨就有一伙人役在牌楼旁边搭起一座棚子，里面供监斩官等人在此就坐，棚子前面竖起一根上边有分叉的粗木杆。不一会儿，行刑的刽子手们也提前来到，他们每人带一口小筐，筐里放着铁钩和利刃。刽子手们取出铁钩利刃等，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锋利。辰、巳时分，监斩官带校尉、人役等押着郑鄤来到刑场。郑鄤被暂时停放在南牌楼下，他坐在一只大箩筐里，没有戴头巾也没有穿鞋袜，正在向一名书童喋喋不休地嘱咐家中后事。这时，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把周围的道路、空场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西城察院的官长就位之后，高声宣读圣旨，由于周围人声嘈杂，他都念些什么，人们谁也听不清楚，只听他最后的一句是：“照律应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刽子手齐声附和，声如雷震，围观的群众莫不心惊胆颤，两腿发抖。只听得三声炮响，之后开始行刑。
人群更加骚动起来，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长脖子，想看看刽子手怎样剐人。但由于近处的人围得密不透风，稍远一些就看不见行刑的场面。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那有分叉的粗木杆上垂了一条绳子，有人在木杆后面拉动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东西，鲜血淋漓，原来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杆最高处。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开始剖腹取五脏了。又过了一会儿，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卸下肝肺，吊起一颗人头，这说明郑鄤已被砍了脑袋，悬挂示众。接着又把郑鄤的躯体也挂了起来，使他的胸贴着木杆，背朝着众人，大家看见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条一缕的，却没有割掉，千百条密麻丛集，就像刺猬似的。这时，凌迟之刑宣告结束，有两名校尉手舞红旗，骑着快马向东飞驰，他们是去宫中把剐的刀数向皇帝报告。后来，有刽子手把郑鄤的尸体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条条地出售。据说人们买这人肉是作为配制疮疖药的原料。
“人皮草袋”和“沥青人”
活剥人皮这种刑罚不在官方规定的死刑处死方式之列。但在历史上确实被多次使用过，并见诸史籍记载。六朝以前的剥皮之刑只是剥人面皮，后来便进而剥人全身的皮了。尤其明朝剥皮之刑用得最多、最狠。
叶子奇《草木子余录》记载，朱元璋对官员责治甚严，若有贪污暴虐，准许百姓赴京诉冤，贪污数额在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处以死刑，杀头后枭首示众，并且剥下他的皮，皮里填上草，把这“人皮草袋”置于衙门里官座旁边，让后任官员触目惊心，起警戒作用。府州县衙附近，都要设立一座厅堂，祭祀土地神，若需要实行剥皮就在此执行，因此这座厅堂便叫做“皮场庙”。
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政时也常用剥皮的手段，而且，剥皮的方法非常奇特。夏充彝在《幸存录》中记载：一天，某旅店里有五个人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个姓徐的术士说魏忠贤作恶多端，不久肯定会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有的害怕，有的劝他说话要慎重，不然会招来灾祸。那人大声说：“魏忠贤虽然专横，他总不能把我剥皮，我怕什么！”夜里，众人熟睡，忽然门被推开，闯进来几个人，把那位说大话的逮走了。不一会儿，又把一同饮酒的另外四个人带到一处衙门，先捕的那人一丝不挂躺在那里，手脚都钉在门板上，堂上高坐着魏忠贤。他对四个人说：“这位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天不妨试一试。”就命令手下人取来熔化的沥青浇在那人身上，过一会儿沥青冷却凝固，用锤子敲打，只见沥青和人皮一齐脱掉，形成一副完整的人的皮壳。那四个人吓得半死，魏忠贤对他们每人赏给五两银子压惊，把他们放走了。
烹
此刑比剥皮更胜一筹。俗称“上油锅煎”或“油炸”。
楚汉相争之际，楚霸王项羽就威胁要把刘邦的老爹给“烹”了。刘邦倒是满不在乎：“吾与项羽举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分我一杯羹。”项羽听了气得半死，眼看就要把刘邦的老爹烹掉。幸亏项伯及时相劝，才使刘邦的老爹免此一难。
明朝大将铁铉却没有刘邦老爹的好运气。当燕王朱棣兴兵颠覆建文帝之际，铁铉等忠于建文帝的臣子奋力抵抗，然而，终是以卵击石，朱棣攻下南京，铁铉也被朱棣大军所擒获。即位后的永乐大帝大开杀戒，把建文帝的老臣一一处死，铁铉自然难逃。蔡东藩《明史演义》第二十六回记载——
……兵部尚书铁铉，受逮至京，陛见时毅然背立，抗言不屈。燕王强令一顾，终不可得，乃命人将他耳鼻割下，爇肉令熟，纳入铉口，并问肉味甘否？自古无此刑法。铉大声道：“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燕王益怒，喝令寸磔廷中。铉至死犹骂不绝口，燕王复令人舁镬至殿，熬油数斗，投入铉尸，顷刻成炭。导使朝上，尸终反身向外。嗣命人用铁棒十余，夹住残骸，令他北面，且笑道：“你今亦来朝我么？”一语未完，镬中热油沸起，飞溅丈余，烫伤左右手足。左右弃棒走开，尸身仍反立如前。不愧铁铉。燕王大惊，乃命安葬。
过山龙
李伯元的《活地狱》对此刑如此记载：“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
这与谢肇淛《文海披沙》所说的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某官府中盘在犯人腰间的“锡蛇”是一样的。审讯犯人时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相形之下，清代“过山龙”要比明代的“锡蛇”更有想像力和“趣味性”。
连坐宫刑
宫刑，这种让男人不男的刑罚并非仅存于中国，却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因为男子被割除生殖器后，数日内伤口会发出一阵一阵的肌肉腐烂的臭味，所以又称为腐刑。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被判宫刑的人当属司马迁。此人因为没有管好嘴巴，而把那话儿丢了。这让后世文人接受了不小的教训，从此之后的文人老实了不少。
翻开中国的历史，受过此刑的人实在浩如烟海，其中绝大部分是宦官，这本也不足为奇。可是，发生在秦代的一场“连坐宫刑”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秦朝大奸相赵高是当时战国七雄之一的赵王室的远亲，在他打入秦国内部之前，被赵国处以宫刑，伤好后他逃到秦宫做了宦官，成了嬴政小儿子胡亥的家庭教师，后来升至宰相，位高权重。说起赵高的受刑，那实在是冤屈。其实犯错误的不是他，而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按照赵国的律法被处以宫刑，赵高的母亲当时正在干柴烈火的年龄，那能和一个废人共同生活，于是改嫁别人，生下了儿子。根据赵国的规定，妻权夫授，即便改了嫁，生的儿子都承继姓赵，于是那个倒霉蛋名叫赵高，而不是李高王高。于是，更别出心裁的法令让赵高陷入水深火热——当时赵国的法令规定，这样生下来的儿子也要被处以宫刑。
对于这种刑罚，姑且称之为“连坐宫刑”。所蕴含的各种变态心理实在值得把玩。这究竟是一种灭绝式的断后刑罚，还是一种仇恨式的报复？
太监们的生殖器哪里去了？
太监们生殖器的归宿一直是一个不宣的秘密，当然，更多情况下是因为人们不去关心这历史细节中卑微的细节。
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外有间名叫“厂子”的破屋，就是明清两朝赫赫有名的太监工厂，那些身怀绝技的“刀子匠”，按“圣上”的旨意不断制造着太监。按照太监门的规矩，割下来的生殖器不可随便扔掉，大有排场之用，俗称“宝贝儿”。一遇到升迁的机会，必须拿出来呈验；就是在太监临死入棺之前，还得找回“宝贝儿”在原处装上，到了阴曹地府，才不至于尸首不全，以求来世能够六根齐全，重享荣华富贵。
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因自己的太监身份而痛苦，他不止一次说过，来世一定要做个真正的男人，他恳求家人在他死后为他下体装一个木制的生殖器，以求一个完整的身子去见阴间的祖宗。然而，这段“口述史”终究经不住推敲，考古队打开李莲英保存完好的墓葬时，发现除了一颗头颅外，什么也没有。后人猜测：尽管他的家人沾了他不少的光，但他到底是个阉人，就算安上木柄也是辱没祖宗的，故此把他整个身躯都舍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