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加上了这部书的最后一个句点，实现了多年的宿愿时，一种解脱之感不觉油然而生。早在大学时代，因业师杨廷福教授和苏渊雷教授的启蒙，使我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5年夏，在北京拜访了赵朴初会长，围绕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谈话。当时，就生起了研究佛教文化的念头。不久，在友人胡小静先生的鼓励下，遂有了写一部中国佛教文化史的计划。然其时已投笔从政，既厕身官场，便往往身不由己。几年里虽仍时时留心积累有关资料，终无暇作系统之研究。去年仲夏之后，绝意仕途，重归书斋，遂发愤思有以自见，从此埋首经籍，困勉以之。鸡鸣即起，夜阑方罢，日以继夜，废寝忘食。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文化积累的过程，每一个学者的工作无须都从零开始，而应当尽量利用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这部书正是在归纳和综合了海内外各家之说的基础上完成的。搜罗既广，便难以一一标出。唯“禅林与书院”一节全部为友人丁刚先生之研究成果。这方面的内容既为本书体系所不可或缺而笔者又无力把丁先生的研究推进一步，故商得他本人同意将其原文照录，附于第五章下。特此说明，并向丁刚先生致谢。
由于充分利用了同行们的研究成果，使我得以集中精力对那些尚未被人注意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形成了若干初步的见解：
(1)提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中是各自独立的两种文化形态，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有着完整结构的文化系统。
(2)认为中国佛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其世俗性特点源于传统的实用理性思维。
(3)以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证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移植，首先必须得到本民族知识分子的认同，经过他们的选择。吸收和传播，才能在这个社会里站住脚跟。因为知识分子是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
(4)提出晚唐五代以后，中国佛教各宗归禅，但佛教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停止，不过只是改变了它的发展形式而已。从此结束了以往那种宗派异说、百家殊唱的时代，一切新的思想只是在禅宗内部发展。
(5)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佛教翻译理论、佛教史学传统和佛教风俗史等，它们在佛学研究领域基本上还是一片未曾开垦过的处女地。
(6)提出儒家的忠孝观和宗法思想为佛教所认同和摄取，由此成为中国佛教道德的主要特征。伴随佛教中国化过程的是佛教道德的儒家化。
(7)指出独具特色的禅宗教育重在启迪智慧，培养人的直觉思维能力。它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诸方面都是既不同于中国儒家的教育传统，也不同于佛教其他宗派的教育模式。
(8)认为虚空性、象征性和规范性是佛教艺术审美的一般特征，但佛教艺术传到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在思想内容方面发生了从天上到人间，从出世到入世，从虚空到实在的转变。在审美情趣方面也从崇高转向优美，从对抗转向和谐，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
(9)指出在佛教东来之前，中国的民间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和巫术占卜之类的迷信。在中国佛教传播过程中，它不但和儒、道思想发生交涉，而且也和民间宗教信仰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
(10)提出中国文化圈的文化内涵主要是佛教而不是儒学。因此与其说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属于儒家文化圈，还不如说是属于佛教文化圈。
笔者在这篇后记里所以不厌其烦地对此一一标明，唯一的目的是希望有助于引起读者的批评和讨论。
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师友的帮助和鼓励。这里特别要感谢的是赵朴初先生和苏渊雷先生，他们不顾八十高龄，分别在百忙中抽空为本书题签和撰序。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胡小静先生，帮我抄写了全部书稿的刘丹鲁小姐和经常为我借阅资料的杨同甫先生，以及给予我很大帮助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诸位先生。当然也应该感谢我的妻子金艳女士，为了保证这部书的写作，她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终于使我在动心忍性之际，尚能持志不懈，得以实现了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