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共五卷，南北朝后魏杨衒之撰。杨衒之，南北朝后魏散文家。北平人，曾为抚军府司马、秘书监、期城郡太守。据《景德传灯录》卷三载，衒之为期城太守时，欣慕佛法，尝问法于达磨祖师。以撰写《洛阳伽蓝记》而留名于世。
“洛阳”是指位于我国河南省黄河南方的古都。与长安同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都城。周朝称“洛邑”，是当时全国的中心都市。也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五代唐的首都，隋代、唐代的东都，极其繁华，也可说是佛教发展时代的中心地点。有关佛教入传的地点，众说纷云，但一般认为，最初传入佛教的地方就是洛阳。东汉永平十年(67)，明帝曾派遣使者至西域广求佛像及经典，并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僧至洛阳，在洛阳建立白马寺，为我国寺院的发祥地；并于此寺完成我国最早传译的佛典《四十二章经》。又东汉至西晋间的译经工作，均在洛阳进行。而五世纪的经典翻译，以及来华的印度僧人，如：康僧铠、竺法护、佛图澄、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均与洛阳有密切关系。
现存白马寺的遗迹，尚保存有传统佛教的建筑风貌。此外，西晋太康寺的三层砖塔、石塔寺的三层石塔，均负盛名。北魏建都洛阳后，在龙门石窟中建立大规模佛教建筑物的风气颇盛，尤其在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所建的永宁寺，僧房可容纳一千人以上，伽蓝的规模甚为壮丽耀目，样式也极为完整齐备，其盛况可于本书中见其一斑。北魏没落之后，洛阳亦随而衰微。直至唐代，始与长安并称为二京，有佛授记寺，以及武则天所建的大云寺，各宗各派于时始又复兴，活动频仍，但后遭会昌法难，以及唐末的战乱，洛阳又渐次衰落，而沦为一般的都市，景况大非昔比。
本书是撰写北魏时代的洛阳，以及近郊诸大寺如龙华寺、秦太上君寺、景明寺、水明寺的缘起、结构、行事等。晋永嘉年间(307－311)，洛阳一带仅四十二所寺院。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后，造寺的风气盛行，最盛时有一三六七所寺院，但于孝武帝在位(532－534)之时，所有寺院均遭破坏，仅余四二一所。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杨衒之至洛阳为吏，见原耗费钜资所建甲于天下的洛阳佛寺，在永熙之乱后，已大半被毁，因感伤盛衰的无常，故汇辑洛阳城内外四十余所伽蓝掌故，撰写成《洛阳伽蓝记》。内容包括建筑缘起、寺院地势、风景、建筑规模，以及佛教或政治、社会掌故与西域的文化交流等。所以本书不仅可作为了解北魏洛阳佛教史及政治社会史的辅助资料，并且可以作为研究当时洛阳城的建制、佛寺建筑的重要参考。由于所记多为作者所亲闻目睹，可说是一部反映一个时期、一个宗教、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其中不少史料可弥补正史的不足。
此外，关于宋云、惠生等的西行求法，是在法显之后，玄奘之前，也是我国佛教史上和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然宋云《家记》、惠生《行记》、《道荣传》都已逸失，所幸因本书得以保存了这份珍贵史料的大概。因此，本书极具有历史价值。
本书是一部体系完整的著作，根据这部书，可以很正确地勾绘出一幅北魏京城洛阳图。如序中所载：“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今收录于《大正藏》第五十一册。
本书版本极多，以明代如隐堂刻本及吴琯所刻的古今逸史本为最古；其校勘本则首推近人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为最佳，该书除判别文、注之外，并杂采众书加以注释校勘，对于初学者及专门研究者皆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又近代唐晏的《洛阳伽蓝记钩沈》亦为研究本书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