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未传人中国之前，在印度已有了几百年的发展历史。随着佛教在印度的展开，其佛学思想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原始佛学、部派佛学，再至大乘佛学，最后出现了与印度教相融合的密教思想。不同时期的佛学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它们都对中国佛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大乘佛学，成为中国汉藏两地佛学理论的思想基础。佛教传人中国以后，在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广袤土地上，受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这三大系，它们都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产物，都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
中国佛学是印度佛学中国化的产物。印度佛学自传人中国起，就不断地调整自己，发展自己，甚至改变着自己，以求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的需要，最终在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协调中演变发展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风貌与理论特色的“中国化的佛学”。这种“中国化的佛学”，既不是对印度佛学的照搬照抄，也不是对印度佛学基本精神的违背，而是在佛教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在探讨并解决中国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中，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内容和方法，在适应中土需要的过程中对印度佛学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并以中国化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来的佛学。
就佛学与汉文化的关系而言，印度佛学的中国化大致可以概括为方术灵神化、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虽相互联系、并存并进，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又各有侧重。它们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佛学中国化全面而深入的展开。
佛学的方术灵神化主要通过对中土黄老神仙方术的依附和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观念的融合吸收而消弭着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的距离，为广大民众接受佛教打开了方便之门。佛学的儒学化则为统治者和上层贵族阶层以及文化士人接受佛教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因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是汉代以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佛学通过对儒家伦理名教的妥协与调和，通过对儒家人文精神和心性学说的融合吸收，不仅沟通了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联系，也为中国佛教的社会伦理品格和心性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佛学的老庄玄学化表现在中国佛教借助老庄道家的抽象玄思和魏晋玄学的名相概念来阐发佛理，在使佛学不断地加深与中国思辨哲学交融的同时，使佛学一步步登上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佛学通过对道家自然人生论的会通而孕育的“自在解脱”的逍遥精神，赢得了许多文人士大夫的青睐，以至于在唐中期以后，士大夫出入佛老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化现象。正是通过种种不同的途径与方式，印度佛学渐渐地走人了中国文化，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中国化特色。
纵观历史，佛学在汉族地区的中国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佛教初传到两晋时期。这个阶段的佛学主要依附于传统思想，并在与传统思想文化的交融中逐步得到发展。具体地说，汉代的佛学主要依附神仙方术，魏晋时则主要依附玄学。佛教般若学派“六家七宗”的出现，既是玄学影响的结果，也是佛学企图摆脱对玄学的依附而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尝试。鸠摩罗什来华译出诸多佛教经论，使这种企图成为可能。僧肇在批判玄佛合流的基础上创建的较为完整的中国化的佛学体系，标志着魏晋玄佛合流的终结，并开了中国化佛学自成体系的相对独立发展的先河，把佛学的中国化推向了新的阶段。
佛学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是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化佛学走上了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呈现出鼎盛兴旺的局面。南北朝佛教学派的林立和寺院经济的发展，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和经济基础。隋唐时期天台、华严和禅宗等中国化佛学体系的出现，则标志着佛学中国化的基本完成。
佛学的中国化在人宋以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化的佛学在由盛而衰中持续发展，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佛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随着其自身理论精华逐渐被宋明理学所吸收而在理论上少有创新，陷入停滞。由于禅宗与净土宗的相对盛行，在佛学上也表现出了教禅合一和禅净融合的趋势。明清时期，居士佛学的兴起和佛学研究团体的出现，为中国近代佛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佛学的复兴提供了重要契机，而佛教复兴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革新思潮，特别是“人间佛教”思想的出现，则为近现代佛学的发展注人了新的生机。
需要指出的是，佛学的中国化过程是佛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佛学一方面在中印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主动依附迎合传统思想文化，并对其积极融合吸收，有时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某些特性或面貌以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又以独特的形式和内容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外来佛学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不断改变自己，传统文化也在外来佛学的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这两方面紧密联系、相互交织，构成了文化双向互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