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佛骨表》之剖析
正如法师
佛教博大精深，森罗万象。自从东汉初传入中国，“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岁月，它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赵扑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然而，在将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流传当中，却也蒙受了种种“大灾小难”。大灾，有历史上所谓的“三武灭佛”。小难很多，其中韩愈“斥佛”，可说是较为突出的一例。
韩愈（768--824）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西）人，是中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他一生致力复兴儒学，自诩乃孟轲再起之“圣人”。为了“推尊儒学，排斥佛老”，他先后写了《原道》、《原性》等论著。这里，我们要剖析的是他的《谏佛骨表》。
《谏佛骨表》是韩愈“辟佛尊儒”的代表作。文中集中地论述了“佛不足事”的理由。透过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作者在写作内容上，明显呈现了他对佛教道理的贫乏和极端偏执的态度。其表现在：
一、作者采取片面的史实，把历史上的某些不良现象，不加分析地“归咎于佛”。他认为，上古时代，天下太平，帝王百姓人人长寿安乐，是因为没有佛教；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而明帝在位只有十八年，此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又“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见《谏佛骨表》）这种违背客观事实而又片面的言论，居然出现在韩愈的笔下，真令人感到难以相信。
“上古”，在历史上多指商周秦汉这个时期。事实上，这个时期，末必人人长寿，个个安乐。春秋战国，国家林立，争雄夺霸，战争不断，那来“天下太平”？秦始皇施行暴政，焚书坑儒，何来“人人长寿”、“个个安乐”？就说“上古”以前的原始社会吧，那时人以构木为巢而住，以树叶遮体，钻木取火，尚不时膏虎狼之吻，自命难保，那有“长寿”、“安乐”可言？而自佛教传入后，国家、人民也未必“皆夭且乱”。众所周知，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势强盛的王朝。而在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高僧大德先后创立了十个宗派，中国成为了佛教的第二故乡。随着佛教的流传和发展，一方面丰富了我国的哲学、艺术、经济、文学等文化领域；另一方面推进了我国与邻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加深了与邻国之间的友谊和了解。
二、作者以传统的“华夷之辨”，“先王之说”为立场，认为佛教是外来的“夷狄之法”，与中国传统的先王学说不同，故“佛不足事”。
《谏佛骨表》中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廖廖数语，将韩愈的传统保守思想和蔑视外来文化的态度表露无遗。真理是没有国界的，文化也是没有国界的。优秀的文化，我们都可以吸收，那能因它的传播人是“外国人”，那能因它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我们便不能“取而用之”。当然，当他抛出这种片面观点时，就引起了当时社会有识之士的纷纷批评。高僧大颠就是其中的一位。他驳斥说：
“吾闻之善观人者，观其道之所存，而不较其所居之地。桀纣之君，盗跖之臣，皆中国人也，然而不可法者，以其无道也。舜生于东彝，文王生于西彝，由余出于戎，季扎出于夷，彼二圣二贤，岂可谓之彝狄而不可法也。今子又观佛之道，而徒以为彝狄，何其言之陋也？”（《退之别传》）
真是一针见血，驳得韩愈“目眙而不收，气丧而不扬”，自认理亏，惭愧万分。
佛教虽然不谈“先王之法言”，但是所讲的道理同儒家学说，仍然有许多相通之处。传统儒学以为，和尚出家，便是“不忠不孝”。因此，传统儒者反佛，一般都从这里为切入口。其实佛教也讲“忠孝”，而且对于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更是提倡。《菩萨睒子经》说：“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学。济神离苦，后得无为，皆由慈孝，学道所致。”《长阿含经》第十一说：“为子女者，当以五事孝敬父母。”又《涅槃经》上说：“知恩者是悲之本，开善业之初门，受人爱敬，名誉远闻，死者生天，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于畜生。”《地藏经》、《盂兰盆经》更是被称作是佛教宣扬孝道的经典。还有佛教徒念经时，就有“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的願文。所谓四恩，即①报父毋养育恩；②报师长教导恩；③报国家水土恩；④报众生护助恩。作为一个佛教徒不但要报父母恩、师长恩，更要效忠国家，造福社会，利益人民。
佛教徒，一般说有七众，在家男女二众，俗称居士，如苏东坡、王维等；出家男女五众，称比丘、比丘尼等。出家并不是不要父母，而是更要孝顺父母。关于出家人孝亲报恩的事迹很多，如“释迦孝父”、“南朝道纪养母”、“唐朝黄檗度母”、“唐代子邻礼塔救母”等等，不胜枚举。
因此，只看到出家人，背井离乡，就断言佛教不讲孝亲，未免有些片面。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人，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背井离乡，远别父母，抛开恩爱之情，捨弃荣华富贵，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不顾，难道就可说他是不孝吗？鉴真和尚为了传播文化，造福日本人民，远离父母，远离祖国，冒着生命的危险，东渡日本，难道他也不知“父子之情”吗？更何况，佛教认为，我们的父母很多很多，有现在的，有过去的，还有未来的。一切众生皆是我们的父母。佛教导我们不仅要孝养现在的父母，而且要从这自私、狭窄、有限的“父母之情”，扩大、延伸到无私、无限、无量的“父母之情”。并且，最终目的是彼此共同了生脱死，永离苦难。
三、作者认为：“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佛教）。”又“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谏佛骨表》）
根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记载，武德七年，傅奕上疏“请除佛法”，但唐高祖并没有采纳。武德九年四月高祖下了一道《沙汰僧道诏》，但其目的是在于“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有妙道，永固福田”。（见《旧唐书》卷一）两个月后（即同年六月）高祖又下一道敕文，文中说到，“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唐会要》卷四七）等于是宣布取消《沙汰僧道诏》。另据《唐大诏令集》载，高祖武德二年正月，还曾下诏，要求全国人民在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三个月内，禁止屠宰。以上可见，唐高祖是一个相当维护佛教的皇帝。至于韩愈所说的“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唐宪宗“即位之初，即不许度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这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书中，均无记载。
四、作者在文章中直言率语，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样子，想借此达到“灭佛”的目的。他说，应将此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接着他发誓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谏佛骨表》）表现出一种“捨身为国，视死如归”的精神。
真的如此吗？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作者受贬后的自白，并给合本文加以分析，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在文中所表述的含义，确实过于偏激。据《退之别传》载，他写《谏佛骨表》，被贬潮州后，曾与当时灵山寺高僧大颠和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对辩。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大颠曰：“子之来官于南，以其言之直也，今之貌郁郁然似有不怿者，何也？”
愈对曰：“愈之用于朝，享禄颇厚矣。一日以忠言不用，而夺吾刑部侍郎。窜于八千里之海上，……乃至潮阳，飓风鳄鱼，祸患不测。毒雾瘴气，日夕发作。愈少多病……今复忧煎黜于无人之地，其生岂可保乎？愈之来也，道出于黄陵之庙而祷之。幸蒙其力，而卒以无恙。愈以主上有中兴之功，己奏章道之，使定乐章，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为何上奏章，请皇上 东巡泰山?其目的是“冀万一于速归”。
从以上一问一答中，可以看出韩愈被贬斥后与写《谏佛骨表》时的截然不同的思想态度。现归纳三点略作分析于下：
（1）在《谏佛骨表》中显出一副忠君为民，直谏不讳的韩愈，被贬后却后悔不已，“貌郁郁然”而不可终日。后人说韩愈写《谏佛骨表》只不过是为了谋求忠的名声，并以期获得“大圣人”唐宪宗的恩赐。否则，被贬后就不该后悔，应感到自慰，因为自己已为国为民尽心尽力了。更何况“言用，而获忠直之名，享报言之利；不用而逐，亦事之必至也”。（《退之别传》）
（2）韩愈被远谪潮州，途经“黄陵之庙而祷之，幸蒙芝力，而卒以无恙”。深深揭露了他在《谏佛骨表》里所说的：“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的虚伪性。韩愈一生写了许多关于祭鬼神的文章，从这些祭文中，也可见他是一位极为相信鬼神报应的人。
（3）迎佛骨时，他忠谏唐宪宗不要观迎。若此，则“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谏佛骨表》）然而，他被贬于“毒雾瘴气，日夕发作”的潮州后，不久，就上表请宪宗“东巡泰山”。当时正值“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不安，他却不顾百姓的安危，请皇帝遊泰山，“封禅告功，以骚天下”，而目的是为自己创造早回长安的途径。因为“倘其（宪宗）有意于此，则庶几召愈述功德，作诗歌，而荐郊庙焉”。（《退之别传》）以儒家道统自命的韩愈，口头上所言是“先王之道”，“君臣之义”，而内心所追求的依然是离不开世俗的“名”和“利”。也难怪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说他“所奉者义也，所志者利也”。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韩愈写《谏佛骨表》的动机和目的。全文充满着作者个人的偏见，妄想以此来达到他的“攘佛尊儒”，和政治上的某种意图。所以，当他“辟佛”受贬官后，内心感到极度的懊悔和悲伤。我们在披露作者在《谏佛骨表》所表现的儒家立场和因循守旧的思想本质，并不眨低《谏佛骨表》的在文学上价值。《谏佛骨表》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虽是针对唐宪宗求长生的心理而作，但与“迎佛骨”时将导致劳民伤财也有着直接的关糸。作为佛教的反面材料的《谏佛骨表》，是值得佛教徒深深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