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的佛学思想
正如法师
印光大师是我国近代高僧，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他通过多年对佛教教义的潜心探索和真修实证，建立了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他的佛学思想和弘化业绩，对后来佛教的发展和净土思想的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大师的弘化事迹
大师（1861--1940）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清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十二日生于陕西郃阳（今合阳）县孟庄乡赤东村。父名秉纲，有三子，师排行第三。相传，师性情果断，幼时颖悟聪哲，“随兄读儒书，颇以圣学自任”。（《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以下简称《行业记》）先时，他效法韩、欧、程、朱，积极辟佛，后遭“目疾”，数载不愈。目疾期间，大师通过阅读一些佛教著作，明白了佛教的真谛，顿悟前非，毅然于二十一岁（1881）在陕西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出家，拜道纯和尚为师，法名圣量，字印光。翌年，在陕西兴安县双溪寺受具足戒。大师未受具足戒之前，在湖北竹溪莲花寺晒经时，得到一本不全的《龙舒净土文》，读后得益非浅，受到启发，遂归心净土，精进念佛，目疾获愈，由是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从此，大师便开始了专宗净土的生涯。
大师在中年时代赴各地游学，充当行单，修习苦行，广阅经藏，闭关念佛。一九一一年以后进入弘法时期。大师的弘法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解人疑惑，示与正道。大师自一八八一年出家后，“三十余年，终清之世，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以其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行业记》）民国纪元（1911），高鹤年居士得大师文章数篇，刊于上海的《佛学丛报》后，才引起社会名士的注目，于是索文者接踵而至，争相请读，“由是而慕师道德，渴望列于门墙之善男信女，日益众多。或航海梯山，而请求摄受；或鸿来雁往，而乞赐法名。”（《行业记》）就这样，大师进入了弘法时期，扩大了他的佛教活动范围。
从此，大师所居之处，车水马龙，有的亲自登门请示人生处世的道理，有的来信请教佛法，等等。大师皆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针对性地一一作答，最终都达到解人疑惑，示与正道的目的。其内容妙契时机，不拘一说，启迪凡心，各得大益。此外，大师还广为人们作序写疏。在大师的文字般若和道行的感化下，归依弟子一时发展到“十余万”之众，遍于国内外各个行业。
（二）创办弘法社，弘法利生。为了更好地弘扬佛法，“格正人心”，大师除了忙于为人们作序写疏、解答各种疑难外，还在上海创办了弘法社，积极翻印经籍和出版刊物。创社以来，所印各种书籍，数量达五百万部以上。通过佛经流通和刊物的发行，使佛教文化和佛教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
大师十分重视印经事业和佛学研究。他认为流通佛经、研究佛学“为宏法利生之急务”。要不断扩大“弘法利生”范围和层次，首先，就得普及流通佛经和开展佛学研究。他在《高州佛学研究会缘起》中说：“有志于亲见本来面目，及挽回世道人心者，莫不研究佛法。”又说：“近来世道人心，陷溺己至极点……欲为挽救，普劝悉皆研究佛学。”佛学，它能够使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挽回世道，救正人心”，以及了生脱死。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读到佛经研究到佛学，于是，大师重视印经事业和佛经的流通工作。
（三）保护庙产，致力慈善事业。大师一生，“以法为重，以道为尊，名闻利养，不介于怀。”（《行业记》）为了“护教兴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辛亥革命后，一些地方的贪官污吏和无赖士绅们纷纷强占寺庙，侵占庙产。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七年政府两次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授予地方官吏和士绅以限制僧徒和管理庙产的大权。一九二二年江苏省义务教育会成立，有人呈请省府以.寺庙改作校舍，后蒙大师设法挽救，才取消此一建议。
一九三三年，安徽省阜阳资福寺，为政府侵占，也蒙大师向当局函诉斡旋，才免于劫难。一九三五年，全国教育会议提议全国寺产充当教育基金，全国寺庙改为学校。提案一定，各地官吏和士绅即趁机侵占寺庙，这突如其来的“狂风骤雨”，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和佛教界人士的抗议。当时大师在苏州报国寺闭关，由圆瑛法师同“大悲和尚、明道法师、关、黄二居士，同至报国寺，谒大师就商办法。乃承以卫教相勉。于是请撰整理僧伽制度文一篇。”（《印光大师永思集》，以下简称《永思集》，圆瑛：《印光大师生西事迹》）中国佛教才免遭一场灭教之灾。
大师对“护教兴教”，可谓不遗余力。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其目的无不是“提倡佛法，以行救济（人类）”。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师一生又非常致力于社会福利和佛教慈善事业，甚至把社会福利和佛教慈善事业看得比“护教”还要重要。
大师除自己办有佛教慈悲义赈会等外，还为上海等各地的慈幼院、救灾会和其他灾区劝募、捐款。例如一九二六年，长安解围后，他急拔印文钞之款三千块银元，托人速汇赈济。一九三六年，陕西省遭大旱。他又将自己印书仅有的一千银元急拔救济旱区。一九三七年，大师在上海护国息灾法会说法时，首先发起救灾，并当众捐出印经款和皈依弟子供养的全部金额计四千银元悉数作为倡首。以上种种，不胜枚举。总之，大师对于“救济急难，犹如切肤之痛，无不尽力。”（《行业记》）以救人为上，乃是大师一生始终坚持的观点。
大师一生严己宽人，与人为乐，一旦有钱，从不储蓄，不是救济穷苦大众，就是印经赠人，或办慈善事业。而自己却总是“破衲粗粝”，“克苦俭朴，一如故昔，洒扫洗涤，躬自操作，粒粟寸纸，珍若拱璧”。（《永思集》第25页）一生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在《略说印光大师之盛德》一文中，弘一法师回忆说：“大师一生于此事（指惜福）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师每日晨时仅粥一大碗，无菜……午食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尽己，注开水于碗中将涤荡以嗽口入肚，与晨无异。”
据《永思集》载，有一次，大师看到菜中用的酱油稍为好些，他对此“大加呵斥”，责备说：“我等道力微薄，不足利人，即施主一粒米，并无法消受，那可更吃好菜。”又有一次，一位居士送来四个馒头，过了两天，侍者才想起这事，但馒头已发霉了。侍者正准备自己吃掉，却被大师发现了，大师边拿过馒头，边关怀地对侍者说，你不能吃，吃了对胃不好，我吃还不要紧，以后要注意，不要糟蹋施主的东西。说完，就自己吃了起来。生活如此简单，从不敢浪费施主的一丝-亳。
大师为人慈悲，不论僧俗老幼、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热情以待。总之，大师的一生，是勤劳惜福，严己宽人的一生；是护教兴教，弘法利生的一生。他的崇高的道德修养和弘法利生的大无畏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大师1881年出家于终南山莲花寺，至1893年，先后游学于湖北莲花寺、北京红螺山资福寺、龙泉寺、圆广寺；1893年（33岁）至1930年常住普陀山法雨寺；1930年（70岁）至1937年住苏州报国寺，1937年冬转住苏州灵岩山寺，直到1940年往生，世寿八十，僧腊六十。著作收集在《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编中。
根据《印光大师文钞》（以下简称《文钞》） 等有关资料，大师的佛学思想是以净土为中心，而展开他一系列的学说。在弘法方面主要指归净土、兼护诸宗，提倡带业往生，在格正世道人心方面有注重因果，宣扬佛教救世精神，主张“释儒无二”说等。
二、宏扬净土兼护诸宗
佛教自从汉代传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弘传，隋唐时期发展到鼎盛。宋明以后，佛教逐渐走向衰落。到了近代，由于佛教界一些高僧大德和居士的努力，佛教又呈现出复兴的趋势，而净土宗更是广布流行。在近代弘扬净土有代表性人物中，印光大师就是出色的一位。
大师一生致力于弘扬净土。他自一八八二年念佛蒙佛感应后，对净土法门便萌生信心。从此，他发愿弘扬净土，直至往生。通过大师的积极传播，推动了净土宗的发展，使当时出现了“善导高风，复见今日”的昌盛景象。但是，他在弘扬净土的同时，也融合诸宗的思想，并且需要对机施教时，也畅谈“佛法平等之怀”，从不扬此抑彼排斥他宗。他说：“佛法平等之怀，所有言论，唯理是尚，毫无偏私。”又说：“法不一律，正好事理并进，顿渐齐驱，庶得三根普被，利钝均益。”（《文钞》正编《与佛学报馆书》）这种法法平等的思想在大师的文钞中表现得很突出。为了对机施教，大师有时信手拈来禅宗的“机锋”使人“明心见性”；有时强调学习教理的重要性，教人要发心学习教理，从教起修，甚至有时借用儒家思想说教，教人遵守伦理道德等等。
大师认为，佛教中的一切法门都是一样不可思议，如大海水，都是一咸味。他说：“善会者，则一切法，法法圆通。”又说：“佛理圆通，法法归真，头头合道。”（《文钞》正编卷一，《与友人论校经纲要书》）大师就是这样在融合诸法的情况下而弘扬净土。他在宏扬净土的同时，始终维护着各宗派的发展。
为什么要弘扬净土？大师认为净土法门殊胜无比。怎样殊胜无比？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点：
其一，净土法门适应一切根性，“万修万人去”。他说：“夫所谓净土法门者，以其普摄上中下三根，高超律、教、禅宗”；“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文钞》正编卷一，《与大兴寺体安和尚书》）净土法门“普摄上、中、下”三根，无论哪一种根机的人，只要信愿念佛，都能在净土中得到好处。“但具真信切愿，纵五逆十恶，亦可永出轮回，高预海会。”（同上，《与佛学报馆书》）大师认为，其他法门，都不能作到“三根普摄”，有的是适应小乘根机人所修的；有的则是适合大乘根机人所修的，唯有净土法门例外，它“三根普被，利纯全收。上之则观音、势至……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五逆十恶，阿鼻种性，亦可预入其中。”（同上，《与陈锡周书》）
其二，净土法门，它含摄一切法门，而又超过一切法门，是佛教中“至圆至顿”的法门。大师云：“净土者，乃究竟畅佛本怀之法也。（它）高超一切禅、教、律，统摄一切禅、教、律……虽三藏十二部之玄言，五宗诸师之妙义，亦诠不尽。”（《菁华录》第7页）可见净土，是通达佛道的究竟法门，所以，历代祖师极力弘扬，千经万论处处指归。不但净土三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专谈净土，就是“诸大乘经，咸皆带说净土”。（同上，第6页）
其三，净土法门，是佛教中一切宗派的最后归宿。无论是哪一种修持方法，最终都得归结到净土法门上来。《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都是大乘的重要经典，也都劝人修习净土法门。在《华严经·入法界品》中，普贤菩萨为善财说十大愿王，而“普令善财及与华藏海众，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其圆满佛果”。（同上）“三藏之王”的《华严经》也以导归极乐，为圆满佛果。
大师认为，如来“一代时教”，“括举大纲”可分为律、教、禅、密、净五宗，其中“律者佛身，教者佛语，禅者佛心”，成佛、度生都得依此三法才能实现。众生依此三法，则可转“众生三业”为“佛三业”。而如来为令众生宿业顿消，又示“密宗”一门。为使行人皆得“即生成办”，又“特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门”，令圣凡“同于现生，往生西方”。由此可见，“净为律教禅密之归宿，如百川万流，悉归大海”。（同上）
其四，净土法门“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文钞》正编卷三，《栖真常住年念佛序》）他说：“一切法门，皆仗自力，断惑证真，方得了生脱死。”（同上）而修习净土法门，只凭一句六字洪名，具足信愿，一心净念，就可以仗佛力、自力、横超三界，带业往生，一生成办，不须要经过三大阿僧劫的长时间的修行。一得往生，便是“莲花化生，无有生苦，纯童男相，寿等虚空，身无灾变、老病死等”，时时刻刻“追随圣众，亲侍弥陀”，到处“水鸟树林，皆演法音”。在极乐世界里，“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楼阁堂舍，皆是七宝所成”，万事万物“唯是化作”。极乐世界的人民个个有“大神通”、“大威力”、“大智慧”、“大辩才”。（同上，《与陈锡周书》）净土法门，修习容易而果位高，是为成佛的最方便的修行方法。
总之，净土法门是诸佛“本怀之法”，“教内特别”，它“万汇咸收，三根普被”，修习容易，成佛迅速，一生成办，不经后有，对于“当今之人”来说，“欲于现生了生死者，舍此一法”，确实“绝无希望矣”。（同上，续编卷下，《无锡净业社年刊序》）“末法众生”，不修仗他力的念佛法门，“而去别修其他法门，那恐怕要了生死，就比登天还要更难了”。（《印光大师文钞选读》，第202页，下简称《文选》）。由于净土法门有四大优越性，所以，大师慈悲心切，破时节因缘，代佛宣法，专宏净土，普利大地群生。
三、提倡摄心念佛，带业往生
摄心念佛，带业往生，是大师普利群生，实现往生弥陀净土的基本途径和修持方法。通过摄心念佛带业往生这一特殊途径，人们可以仗佛慈力接引，往生西方，了生脱死，享受永恒的“极乐”。
《文钞·复高邵麟书》说：“摄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在昔弘扬净土者，尚未谈及……光（大师自称）以心难制伏，方识此法之妙。”从此，当大师示人念佛时，总免不了出现“摄心念佛”的字眼，强调“摄心念佛”的功效。
“摄心念佛”来自于《楞严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是记载大势至菩萨“念佛得三摩地”的修持方法，经中末后有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文中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修持方法，正是大师“摄心念佛”的来源。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文钞》中，得分了证明。大师在给杨炜章的信中写道：“念佛名号，勿用观心念法，当用摄心念法。《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文钞》续编）
“摄心念佛”，就是“念佛时，意根要记得清清楚楚，舌根要念得清清楚楚，耳根要听得清清楚楚，意舌耳三根，一一摄于佛号，则眼也不会东张西望，鼻也不会嗅别种气味，身也不会懒惰懈怠，名为都摄六根。”（同上）又“摄心之法……当摄耳谛听，无论出声默念，皆须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听得清清楚楚，如是摄心，妄念自息矣。”（同上）大师所说的“摄心念佛”，其实是“都摄六根念佛”，而只不过是着重“摄心”罢了。
“摄心念佛”，是念佛方法中的第一法门。大师说：“若能摄心，方可谓真念佛人。”（同上）所以，当有人请问大师念佛是否有“秘诀”时，大师直接了当地答到：“都摄六根，为念佛秘诀。”（同上）除掌握这个念佛“秘诀”外，当然，还必须（一）严持净戒；（二）发菩提心；（三）具真信愿。戒是念佛的“基址”，菩提心是修道的“主帅”，信 愿行是往生的“前导”。“能如是者，决定往生。”（见《文钞》续编卷下，《净土指要》）
所谓带业往生，就是说，有的人业障深重，虽通过精进念佛，烦恼惑业仍然没有断尽，但临终已到，由于具足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亦蒙佛接引，带业往生。有的人，烦恼惑业完全未断，但也由于具有念佛求生西方的信愿，临终也蒙佛接引，带业往生。关于带业往生，佛经中早有述及。《观无量寿佛经》云：“或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以恶业故，应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如此愚人，临命终时……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又说：“（往生者）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方开，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闻已欢喜，应时即发菩提之心”。说明了“业”带到西方后的具体处理办法。把“业”带到西方后，还得在莲胎内，念佛消业住满十二大劫（一个大劫相当于十三万四千四百万年），才花开见观音、势至菩萨，并听菩萨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发菩提之心”，精进修行，成就佛果。这种念佛往生西方，在《观无量寿经》里称为“下品下生”。
据《观无量寿经》所述，极乐世界品位有“三级”、“九品”的区别，念佛人生到那“一级”那“一品”都是自己的“修持”的深浅程度而决定。修持深的无疑往生“上品上生”，修持功夫浅的很可能得个“下品下生”。由于极乐世界有“三级”“九品”的不同等级，所以，只要具足信愿念佛，不管罪业轻重，都可以带业往生西方，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大师的“带业往生”说，继承了经中的观点，并给合自己的悟境加以发挥。他认为带业往生的“业”，是指“在此界，尚未有断惑业，名带业。若生西方，则无业可得，非将业带到西方去”。（《菁华录》第10页）也就是说“一得往生，则定慧不期得而得，烦惑不期断而断。”（《文钞》续编卷下《念佛恳辞序》）极乐世界“无有众苦”，就连“恶业”之名也不存在，怎么有实业可得呢？从“权教”上说，确实有“业”带到西方去，并且西方极乐世界有“三级”、“九品”的区别。但是从“实教”上讲，既往生西方，则没有果业高低的差别，也没有实“业”可带。大师谓“带业往生，非将业带到西方去”。
四、因果为本，重在行持修证
因果为本，重在行持修证，这也是大师佛学思想的又一个重心。他以“因果为本”，念佛往生，推动了他一系列思想的传播。他时常这样教导人们：“因果者，圣人治天下，如来度众生之本也。”（《文选》第159页）他认为，“世出世间圣人”离开因果之理，而谈“治天下”、“度众生”，即等于“缘木而求鱼”，徒劳无益。应该是“笃信实行因果”，才能达到“治天下”、“度众生”的目的。所以，大师认为，深信“因果”诚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力行“因果”，行持修证。
大师认为，国家之所以战争不息，不得太平；人之所以私欲填胸，无恶不作，以至轮回流转，不得解脱，这一切都与不明“因果报应”之理有关。为此，大师围绕着“治天下”、“度众生”这一目的，展开了他的因果报应说。
因果报应是客观存在的因果联系。“有因则必有果，有果则必有因”，一切事物都逃不出这种必然的规律。人们的思想行为也是这样，作这样的因，就必定产生其相应的果。这又称“业报”。“业”是造作的意思，指众生的一切身心运动。由于，造作的“业”，而产生“报”。“报”，是果报、报应。
一切众生在“如是业”“如是报”面前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官宦富豪，还是贪民百姓，只要作恶，都会招来恶果，行善就会感来善果，它有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准确。但是，由于人们所造的“业力”大小不同，因此，就有了“现报”、“生报”、“后报”的先后次第。“现生作善作恶，现生获福获殃，谓之现报。今生作善作恶，来生获福获殃，谓之生报。今生作善作恶，第三生或第四生……或至无量无边劫后，方受福受殃者，谓之后报。”（《菁华录》第114页）所以，今生的修善行恶，有即生受报和来世受报。今生的祸福苦乐，有来于即生的因素，也有前世“业力”之所感招。因果报应，它贯串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而又连结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形成了无始无终的因果报应循还链。然而，除重大的“业力”，称为“定业”的不容易被改变外。人们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改变过去世的“业因”。他说，“愚者可贤，贤者可愚，寿者可夭，夭者可寿，富贵贫贱，及与子孙繁衍、灭绝，一一皆可自作主宰。”（同上，第113页）这也就是“人定者亦可胜天，谓兢业修持，则前因不足恃。是以现因为因，而消灭前因也。”（同上）可见，有人说佛教的因果律，不仅不是宿命论和定命论，而是不折不扣的努力论，是有道理的。
大师认为，佛教的三世因果说，是教人“识因知果”，努力改恶迁善，息灭贪嗔痴，使人“返迷归悟”，“显现本性”，出离轮回六道。它是世出世间圣人“治天下”和“度众生”的根本。为此，《文钞》中处处指明“笃信实行因果”的重要性。但是，大师谈因果与别人又有所不同，他是谈因果为本，而重在行持。
他在《申述因果原理并以事实证明》一文中，谈到某居士问他“挽回劫运之方”时，他说：“此易之事，在明因果之理，而笃行之耳。”明白只是开始，重要的在行动。“若不注重躬行，只期多知多见，必至矜己傲物，排因拔果。”（《文钞》续编卷上，《复无锡学佛社书》）因此，在深信因果的同时，必须着重致力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自行化他，由此“实行而博学，由博学而得宗，如是则决定现生优入圣贤之域，临终即入极乐之邦矣”。（同上）所以，“学佛之人，务必躬行。”（同上，《复邵慧园书》）在“因果”原理的指导下，大师精进行持，以期早日往生西方。身教胜于言传，是大师深信因果，行持修证的最好证明。
五、主张“儒释无二道”说
佛教与儒家名教是否相通？是否相抵？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有所争论。争论的结果，历来有这么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儒释是一致的，可以互补，相得益彰；另一种，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两者相抵触的，应该取缔佛教。到了近代，这个问题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排除这不必要的争辩，大师又重新提出了“儒释无二道”的思想。
大师在《佛川敦本学校序》中说：“儒释二教，其迹似异，其本原同。”又说：“儒释无二道，生佛无二心。”（《文钞》正编《儒释一贯序》）它们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为了进一步证明两者之间根本相通，大师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释儒都谈因果报应的道理。《文钞·因果录序》说：“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众生之大权也。”又说：“因果之理，大发明实维佛经，而儒教经，亦屡宣说。”如，“《书》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莫不皆以因果报应之理示人。”（同上）所以，“不信因果”，“不唯悖佛，亦悖儒经。”（《文钞》正编，《与佛学报馆书》）
（二）释儒同样重视社会伦理道德。大师认为，虽然“伦理道德”出自儒典，但是佛法“亦复具足世间一切善法，举凡伦常修斋之道，固已极力宏阐，亳善弗遗”。（《文钞》正编卷三，《儒释一贯序》）佛教虽然是“出世间法”，但对于一切有利于社会、人民的善法，也“极力宏阐”，诸如“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随已职分，各尽其义，固与世间圣人所说无异”。（同上）在伦理道德方面，两教所说的道理是相通。
基于上述观点，大师认为佛教与儒教是相辅相成，“合之双美，离之则两伤”。（《印光法师嘉言录》第192页）因此，大师提出“欲学佛祖，先须取法圣贤”（同上，第193页）意思是，要想学佛成佛，首先得效法世间“圣贤”做好人。在《复周法利书》中，他写道：“学佛一事，原须克尽人道，方可趣向。”所谓“人道”，就是世间做人的道理。人道，就是“随已职分，各尽其义”，作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成佛以“取法圣贤”，行“人道”为基础，假如不把人做好，要想学好佛法是不可能的。“儒者”也是如此。“若不得佛法为先导，则自已之心，尚非所知，况圣人之心法乎。”（《文钞》正编卷三，《儒释一贯序》）因为，儒教着重于“事相”理论，而不重视于“悟明心性”，了脱生死。所以，“儒者”必须首先学习佛法，悟明“佛心”，然后，“儒先圣人之心法，方得悉其底里”。（同上）
佛教与儒教，虽然“所宗之理体，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无一致”。（同上）但是，大师认为，它们也有不同之处，这就是（一）“儒者多主于事相，而不致于悟明心性。”（同上）（二）“世间圣人，只教人尽义尽分。佛则详示其尽与不尽之善恶果报。”（同上）应该明白，“（佛教）不但与儒教不相悖戾，且大有发明儒教，辅弼儒教之至理极功焉。”（同上）
综上所论，大师进一步表明，儒学只不过是佛学中的一部分而己。他说：“佛法虽属出世间之法，所有世间经世之道，悉皆包括无遗。举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咸与世间圣人所说无异。”（《文钞》续编卷下，《学佛浅说序》）佛法森罗万象，世出世间一切法“悉皆包括无遗”，儒学亦在佛学之其中，“儒释原同”。当然，大师所论目的是以儒学为方便，而以佛法为究竟。大师出于“弘法利生”的需要，有时虽讲及儒教的“八德”、“八事”，谆谆启迪人们，使人产生憬悟，其实是在宣说佛法妙义，只不过是假借人们容易接受的儒教名相用之而己。
在当时儒学还算风行的情况下，大师针对性地提出以儒学作为接引人们学佛的一种方便手段，以“儒释无二”，而又以佛法为究竟的思想，为其弘法带来很多方便，促使他的佛学思想为上层知识分子所接受。这种“应机施教”适应社会思潮的作法，值得学习。
六、宣传佛教救世说
大师一生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他把国家、人民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为了救国救民，他毅然揭举“佛教救世”的旗帜，大声呼号，呕心沥血，费尽神思，积极投入了救国拯民的活动。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在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国以来，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内战连年不断，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伟大的祖国，“已至千钧一发之际”，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广大的中国人民，“或血肉横飞，丧身殒命，或屋毁家破，流离失所，无食无衣，饥寒交迫。”（《文选》第166页）目睹这“刀兵连绵”，尸骸遍地，疮痍满目，长夜难眠的时代，大师“言念及此，心胆俱碎”。（同上）为了“救国救民”，他本着佛教入世的思想，大力宣扬佛教“积极救世”的精神。
佛教的“入世”精神，是以人类为根本的救度对象，它要将一切人从苦恼、愚昧中救度和解脱出来，而达到究竟的安乐和彻底的觉悟。大乘佛教认为，要成佛，就必须以利生为前提，如果脱离众生就无法成为佛陀。《华严经》说：“（菩萨以）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又说：“是故菩萨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大师深悟大乘精神，依教奉行，履行菩萨道，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工作，立足人类，以利人为成佛的根本出发点。因此，在他的一生弘法中，时刻不忘“挽回世道”，“救正人心”，为“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而履行他的神圣使命。
他把宣扬“佛教救世”，看成是义不容辞的天职，始终坚定不移地倡导佛教是“挽回世道的要道”。（《文钞》正编卷三，《佛化随刊序》）从而，他大声疾呼“欲为救援（世道人心），舍昌明佛学，莫能为力，故咸以提倡佛学为急务。”（同上，《佛学研究丛林序》）佛学，它是了生脱死的奇方，烦恼流中的宝船，苦海波涛的南针，格正人心的秘诀。所以，只要“人各实行，则国不期护而自护，灾不期息而自息矣”。（《文选》第167页）
大师的佛教救世学说的基本精神，可归纳为四点：（一）发扬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所谓“慈悲”就是“与人为乐”，“拔人之苦”。所谓“喜舍”，就是对社会、对人民欢喜施舍自已的一切。大师认为，“四海内外，同是同胞”，都是亲兄弟。人乐我乐，人苦我苦。他说：“乾为大父，坤为大母之德，存民吾同胞，物吾同仁，凡在天地间者皆爱怜之，护育之。”（《文选》第167页）要同情和帮助同胞，不要只为个人求安逸。
（二）发扬佛教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文钞·挽回劫道论》中说：“近来，世道人心，日趋日下，各怀我见，互相竞争，以致刀兵连绵，无时静谧。”要转变这种现象，大师认为，应除去人们的“我见”，“视一切人民，皆如同胞”，不分彼此，忘我地“代人之劳，成人之善”，“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的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三）笃信并实行因果报应之说。因果，是“救国救民”的根本，这在上面已经提到。只要人们深信实行因果之理，则“国运可转，灾难可消”。他在上海护国息灾法会上强调：“洞明因果之理，而又笃信实行，则世道人心，自可挽回。”（《文选》第164页）因果报应，如影随形，“今生所作所为皆是恶事，来世定得恶果。如今生所作所为皆是善事，来世定得善果”。（《文选》第159页）人人都明白这善恶报应一点不差的道理，自然就“虽欲为恶而有所不敢，虽欲不为善而有所不能”。（《文钞》正编卷二，《复张伯严书》）人人笃信实行因果之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天下自然太平，人民自然安乐。
（四）普及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大师认为，导致“世道人心陷溺”的又一个根本原因是“由杀生而起”，因此，要“止杀业”。而“止杀”最好的办法是“戒杀吃素，护惜物命”。“人人能护惜生物，不加残害，则杀劫可消，而国运可转矣”。（《文选》第179页）又说：“杀劫，及一切灾难，皆为众生恶业所感，人人念佛，则此业可转。”（同上，第155页）现在，我们所受的种种灾难，都是我们过去恶业所招感的，要除去过去世所造的恶因，就必须赶紧忏悔，戒杀放生，吃素念佛。
大师敢于面对佛教现实，善于观察众生的根机，应机施教，大胆继承和发挥佛教的教义，并形成了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他的佛学思想在中国佛教史和佛教思想史上，是有地位有影响。“宏阐净宗，惟师（指印光大师）为最。”（《永思集》第211页）这是圆瑛法师对大师的评价。弘一法师说：“大德如印光大师者，三百年来一人而己。”荣誉至极。所以，当大师往生后不久，国内外高僧大德，并纷纷推崇大师为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祖，并誉之为“中兴净业”大师、苏州灵岩山寺净土道场的开创者。大师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大师一生住持佛法，通宗通教，专弘净土。在他的积极弘扬下，使净土宗在当时呈现出“善导高风，复见今日”的昌盛景象。他的专修净土，摄心念佛，著重现实，不离世法，深信因果，严持戒律，重视修持等朴素无华的思想，对后来佛教思想，尤其是净土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