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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法护(约三、四世纪间)
时间:2004-03-30 00:00:00  来源:  作者:

   竺法护梵名达磨罗察(察,一作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原来以支为姓,八岁依竺高座出家,以后从师姓竺。他博学强记,刻苦践行,深感当时(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因此决心宏法,随师西游。他通晓西域各国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经典原本,回到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266—308),译出了一百五十余部经论。武帝末年(274顷),他曾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扬,各地僧俗从学的达千余人。他又去各地宏化,并随处译经。晚年,行踪不详。据说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去世。法护因原居敦煌,化洽各处,时人又称他为敦煌菩萨。后来孙绰作《道贤论》,盛赞他“德居物宗”,并将护和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比。

  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的记录,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当时存在的写本是九十五部。其后各家目录续有增加,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现经重新对勘,实系法护翻译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经典。另有十种法护译本已认为散失了的,现经判明仍然存在,但误题为别人所译。这十种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般若三昧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娄迦谶译)、《舍利弗悔过经》一卷、《温室浴洗众僧经》一卷、《迦叶结经》一卷、《楏女耆域因缘经》一卷、《大六向拜经》一卷(上五种旧题为安世高译)、《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游四衢经》一卷(旧题康孟祥译)、《梵网六十二见经》一卷、《贝多树下思惟十二因缘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谦译)。

  法护的译本有《般若》经类,有《华严》经类,有《宝积》经类。有《大集》经类,有《涅槃》《法华》经类,有大乘经集类,有大乘律类,有本生经类,又有西方撰述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要籍,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的局面。道安说:“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法护)所出,真众生之冥梯”(见《渐备经叙》)。僧祐也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见《出三藏记集·法护传》)。至于法护的译风,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便向,所以他的译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而给人以“辞质胜文”的印象。用作对照异译的资料,对理解经义的帮助很大。道安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事事周密”、《放光》“互相补益”、“所悟实多”(见《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又说他译的《渐备经》“说事委悉”、《兴显经》“辞叙美瞻”、更出《首楞严》“委于先者”(均见《渐备经叙》),都对义理研求有相互启发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护译本《维摩经》、《首楞严经》分别对照旧译,编成“合本”,便利于学者的兼通)。另外,法护译出《正法华经》,为《法华》最初的全译本,经印度沙门竺力和龟兹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订,又由法护向一些学徒“口校诂训,讲出深义”,并还在檀施大会中日夜讲说(见《正法华经后记》)。他这样热心弘扬《法华》,对于其后鸠摩罗什新译本的流通,创造了条件。法护其他译本有影响于后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护的译经工作中,有许多助手为他执笔、详校。其中著名的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法护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百虎、虞世雅等。聂承远父子对法护译事帮助最大,他们承旨笔受而外,并还常常参正文句。象法护所译《超日明三昧经》,原稿文句繁重,聂承远即曾加以整理删改。又法护译缺本中有《删维摩诘经》,似乎也是承远所删的。承远的儿子道真通达梵语,并擅长文学。他参加法护的译事,积累了经验,在法护死后更独自翻译了一些小部经典。他又将法护的译籍编成目录,即后世所称《聂道真录》(有时也称《竺法护录》)。据长房录转印的资料看,此录记载法护的存缺译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秦始五年(译《方等泥洹经》),其时或者是道真参加译事之始。

  法护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无几。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护为沙弥,富于悟解。太康年间,他笔受《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等,后来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对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学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隐居山林、讲究实践而知名于当世。还有竺法首,于元康年间笔受《圣法印经》。

(吕 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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