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计支谶译籍现存九种，缺本四种。僧祐《出三藏记集》依据《别录》加了《光明三昧经》一卷，这是支曜译本的误记。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又依各杂录加了《大集经》等八种，也都出于附会，不可信。支谶译籍里比较重要的《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原本都由竺朔佛传来，支谶为之口译。以支谶学识之博，这两种佛经也应该是他所熟悉的，因此译功专归于他，并无不可；但从费长房以来，经录家都说竺朔佛也曾翻译这两种佛经，就未免重复了。那时候的翻译，因有安世高为先导，遣词造句都已取得一些经验，译文比较流畅，读来有“审得本旨”之感。不过翻译的总方针依然是随顺佛说，了不加饰，要求尽量保存原本面目；就是在译文结构上做了一些“因本顺旨、转音如己”的工夫也是极有限的。所以后人辨别他的译文仍用“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为标准。
支谶译籍的种类恰恰和当时安世高所译的相反，几乎全属大乘，可说是大乘典籍在汉土翻译的开端。支谶的译籍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经典流行实况。例如，他译的《宝积经》、《阿閦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的序品。可见印度的大乘经典开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均发展的。还有支谶译出的《阿闍世王经》（异译本题名《文殊普超三昧经》，道安经录说它出于《长阿含》不确）、《问署经》（也作《文殊问菩萨署经》）、《内谶百宝经》、《首楞严三昧经》，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这些方面暗示出文殊对于大乘传播的重要关系，也属宝贵资料。
对于以后义学发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道行经》。这因为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入大乘的途径。又因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无名为天地始”等一类说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准备，也就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更快地传播开来（如在支谶的译文里译“波罗蜜行”为“道行”，译“如性”为“本无”等，都是借用道家思想来传播般若的）。从此《道行》成为研究佛家学说特别是般若理论的入门之籍。只因它译文过于简略，好多义理难得彻底了解，引起了朱世行的西行求法，与《道行》同源异流的《大品般若》（魏晋的义学家都将《大品般若》看作《道行》的母本）也陆续有各种异本的译传。这就丰富了般若学说的内容，但《道行》始终受到重视。
在支谶从事译经的年代中，有一批月支的侨民数百人入了中国籍（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谶传》）。月支人信仰佛教较早，他们依照原来的习俗，立寺、斋僧，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其中有支亮（号纪明）从支谶受业，发扬了支谶的学说。佛学的初传虽然依附了道家，使它外观混同于方术，可是在已入汉籍的月支民族中仍旧保持其传统和特点。这对后来佛学传布而逐渐接近真相，起了相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