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近代历史学家S.K. Sararswati于1931年拜访过库基哈尔遗址之后慨叹:库基哈尔的历史地位“重要性不在另外两者(菩提伽耶和那烂陀)之下,这里很可能是当时十分繁忙的造像制作中心”。
相较于那烂陀、菩提伽耶的广为人知,库基哈尔如今的知名度的确不及前两者,但从造像艺术的影响来看,它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历史、地理、宗教属源的多方原因,库基哈尔的造像艺术与那烂陀、菩提伽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简要分析如下。
与菩提伽耶的关联
库基哈尔与菩提伽耶同属玛格达南部地区,二者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因此在艺术创作上必然有着广泛的相互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菩提伽耶的信仰以佛教上座部为重,尤其是大觉寺自古以来被来自斯里兰卡的小乘僧侣所掌管,上座部佛教不似大乘佛教以及金刚乘佛教那么强调对圣像的塑造,创作的佛像题材也多为释迦牟尼的成道像,这可能是菩提伽耶本地的造像艺术风格不是那么鲜明的根本原因。而从这些相对为数不多的菩提伽耶造像作品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出其与库基哈尔的区别:
1.材质,对于石制造像而言,菩提伽耶以当地出产的绿灰色花岗岩为主,而库基哈尔则以本地盛产的黑色岩石为主,二者较好区分。
2.两地皆多见释迦牟尼成道像题材的造像,且都有宝冠样式,单从风格上不太容易甄别。
3.无论是石雕还是铸造造像,坐姿佛像身下的三龛式台座样式来自于菩提伽耶,其上多点缀有特殊造型的月亮拱门设计,这种拱门也被俗称为“牛眼”,灵感可能来自于菩提大塔上的构件创意。这种“牛眼”在金铜佛像上变形为带嵌孔的放射状三叶造型,被库基哈尔工匠广为应用。
4.另外有些细微的差别更像是不同艺术家在创作时的审美偏向,比如:菩提伽耶的造像背光中出现的小型佛塔基座上常会出现两层莲花瓣装饰,而库基哈尔风格中没有见到相类似的元素;库基哈尔的工匠更喜欢用叶轮遮挡佛塔的上部塔杆,菩提伽耶的匠人则貌似喜欢素圆无修饰的塔杆。
5.菩提伽耶佛陀的头光后部多见镂空处理,而库基哈尔则多为完整平滑的素面。
与那烂陀的关联
早期库基哈尔造像艺术风格古朴、意味隽永,与同时代的那烂陀造像艺术几无差异,无论是整体形态、构造,台座的样式、背光的装饰都如出一辙。两者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库基哈尔造像艺术被认为源自那烂陀造像艺术也是情理之中的推论。不过细致对比后我们还是会发现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异:那烂陀的脸型较为方正,额头较宽,发际线也相对平缓,而库基哈尔的脸型相较略显椭圆,额头略窄,发际线在正中的位置下沉成明显的弓形,显示出玛格达南北不同的面貌审美;那烂陀的莲瓣中间出脊明显,而库基哈尔只在瓣尖部分隆起,整个莲瓣的叶面比较平滑。如果我们接受库基哈尔艺术来自于那烂陀的推论,那么从8世纪开始,这个新产生的艺术风格已经开始酝酿脱胎换骨,在消化吸收优良基因的基础之上萌生出卓尔不群的新的生命。
当时间进入10世纪,那烂陀的造像活动仿佛归于一片寂静,到目前也鲜有能准确定义为10世纪时那烂陀风格的造像出土。而此时的库基哈尔却正步入造像艺术的成熟期,从出土的150多件造像中,归属为10世纪时期的占绝大多数。此一时期的库基哈尔造像风格内敛成熟,形神兼具,相较于8世纪时的作品,此一时期的身形更为修长,脸型也固定为明显的卵圆形,莲座的上下层莲瓣形象开始明显不一致,上层莲瓣的瓣尖上挺呈锐角,下层莲瓣的瓣尖内凹回拱更加明显,将整个莲瓣的尾部一分为二。造像的装饰上也更为繁复,多嵌银、红铜或各种宝石。
11世纪是库基哈尔造像艺术的成熟稳定期,此时的艺术风格没有大的发展变化,从出土的样本分析,此一时期的造像尺寸相对较大,应当是当地工匠技艺成熟的自信表现,同时反映了信众供奉施舍规模的提升。
12世纪是整个印度北方佛教的黑暗期,1193年,那烂陀被穆斯林入侵,一场大火将这座著名的寺院毁于一旦。库基哈尔失去了北方的屏障,其地位也岌岌可危。此一时期的造像活动陷入低迷,在为数不多流传世间的作品中仍然不乏亮丽的个例。
随着佛教在南亚次大陆的消亡,库基哈尔也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此后的五六百年再无人问津。它的消失正如同它的出现都是未解的绚丽谜团,等待着更多的考古发掘和有心人去潜心发现。
库基哈尔造像艺术风格隽永,无疑是帕拉王朝艺术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这种艺术风格也随着佛教活动的蔓延向亚洲其他地方延伸,对各地的艺术创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造像艺术不是躺在玻璃展柜中冰冷的样品,而应该是色彩丰富、鲜活跳动的生命存在。我们所有的学者和古代艺术的爱好者都应该用心呵护它,正如同珍视我们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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