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石窟造像艺术传入中国以来
便诞生了许多传世的璀璨明珠
气势宏伟的云冈石窟
巧夺天工的龙门石窟
瑰奇华美的敦煌莫高窟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
当我们站立在佛像面前
我们依然能够从精妙或粗狂的线条中
体会到佛菩萨的慈悲心
感受到那随着滚滚历史洪流而来的时间的沉积与喷薄
那么石窟造像是从何时开始的？
又经历了怎样美的衍变呢？
■ 造像，从无形到有形
我们知道，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地区，据佛经记载，最初的佛像为憍赏弥国优填王因思念佛陀而造，佛陀因此还在《大乘造像功德经》中大力地赞叹了造佛像的功德。但在佛教最初的500年间为正法时期，佛弟子的修行以禅观为主，观像修行并不受重视，故对于塑造佛像也并不积极。所以，即使佛教早期有少量的佛像住世，但也很难流传至今。
至公元一世纪以后，大乘佛法盛行于世，这时的佛教弘扬更注重在大众中的传播，而且观像修行受到了重视，佛教艺术才变得丰富与多样起来。绘画、建筑、佛像雕塑、金石玉器、玲珑宝塔......佛教的信徒开始善于用各种方式来供养三宝，礼赞佛陀。
有人可能会问，那如此一来，岂不是佛教反对偶像崇拜的要求背道而驰了吗？事实并非如此，正信的佛教徒并不是将这些方式当做偶像崇拜的途径，而是通过不断的礼赞和供养，来感通佛菩萨的智慧，切身体悟佛教教理，实现自我观照。
犍陀罗式佛头像
那么，佛教石窟造像又是如何开始的呢？
相传，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能征善战，残酷暴虐，率军荡涤了整个南亚次大陆，然而这位铁血善战的军事帝王，却在晚年皈依佛门，不仅在政治上以佛教治国，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佛教，而且广修佛教建筑，专注礼佛。据传，阿育王曾修建了84000座佛舍利塔，并为弘扬佛法，在印度各地建造了数十根石柱，如今，这些留存下来的“阿育王石柱”以其精妙绝伦的雕刻艺术成为古印度成熟雕刻技艺的证明，而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更是成为印度民族精神的象征。
在阿育王大力推崇佛教的基础上，印度民族也利用他们敏感而独特的艺术思维，叩开了宗教艺术活动的大门。由于佛教徒的修行方式发生了变化，第一尊佛陀造像也随之产生，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佛教造像也逐渐流行开来。
犍陀罗式弥勒菩萨像
犍陀罗式弥勒菩萨像
目前能见到最早的佛像雕刻，以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和北印度的马图腊为风格代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马其顿帝国国王亚历山大带领军队远征至犍陀罗，在铁骑入境的同时，也给古印度带去了希腊人精确、均衡、写实的雕刻技法和以人的形象塑造神的形象的造像观念，希腊化的佛像雕刻艺术开始在犍陀罗盛行，由此开始产生了犍陀罗式造像风格。稍晚一些的笈多-马图腊式佛像则更注重本土文化的融合，与希腊化的精雕细刻不同，当地人更喜欢雕刻富有生命动感和力量感的饱满身体，自此，犍陀罗佛像和笈多-马图腊式佛像便成为印度早期佛像雕刻的两种典型风格，其中，笈多-马图腊式造像风格更是随着佛教东渐，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的佛教石窟造像。
马图腊式佛头像
马图腊式立佛像
■ 秀骨清像，魏晋风度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石窟造像艺术也随之兴起，但佛教石窟艺术的建造热潮和艺术高峰却发生在魏晋时期，尤以北魏为创造巅峰，我们所熟知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便都是北魏时期开始建造的。
汉末至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百姓几乎长期处于水深火热的状态中，战火连天，生死无常，佛教便成为了拯救劳苦百姓脱离苦海的信仰力量，同时，北魏的统治者们大多笃信佛教，因此，北魏时期大规模的佛教石窟造像，是与皇室财力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
以云冈石窟为例。
武帝灭法后，佛教一度陷入黑暗时期，至文成帝时期才开始慢慢恢复，云冈石窟便是在此时期开始建造的。
云冈第20窟大佛
云冈石窟可以分为三个建造阶段。第一期以昙曜五窟的巨佛石像为典型代表，石窟巨佛是以帝王相为建造象征，高鼻深目，双耳垂肩，面相丰圆，嘴唇带笑，昂首挺胸，神情生动，充分展现出了佛的慈悲和庄严。
云冈石窟菩萨像
云冈的二期造像与一期造像风格相比，则产生了一些变化，二期造像多建造于文成帝之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这一时期的造像风格更为精致与细腻，由于孝文帝出于缓和社会矛盾的需要进行的汉化改革，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使得当时的佛教造像风格产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首先便是北魏初期以雄伟恢弘为主的创作风格逐渐朝着“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模式发生转变。步入云冈第三期的建造和龙门石窟的开凿，“秀骨清像”已经成为北魏后期造像的典型模式。
云冈八窟供养菩萨像
“秀骨清像”，原指南朝画家陆探微的绘画风格，《历代名画记》中如此描述：“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刀锥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意指面相清雅，骨格清秀，实际是为反映人内在高雅的人格精神和潇洒风度，而“秀骨清像”风格的产生，离不开魏晋思潮的影响。
云冈八窟合掌露齿菩萨像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阶级矛盾尖锐，同时由于民族融合的加速推进，各方文化迎来了既深又远的交融阶段，崇尚人格精神的新兴阶级随之产生。时间推展到南北朝时期，时间流转，几代更迭，注重人的高洁品格，保持人心灵宁静与愉悦的这股哲学思潮依然保留了下来，更能突显人的精神气质的“秀骨清像”成为主要的审美风潮，这种思想文化变革也因此影响到了佛教造像，自在潇洒，丰朗神韵，佛像的建造，也展现出这种精神高度超越肉体桎梏的人格美的风尚。
我们可以看出，时代的审美风向和文化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佛像的建造和雕刻风格，不管是追求健康与饱满肉体形态的马图腊式，还是清秀俊雅的魏晋格调，都展现着他们所属时代的动人的美感。
■ 气度非凡——隋唐
时间推展到隋唐时代，几度盛世更迭，国力昌盛，万朝来贺，经济与文化盛况空前，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达，中外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唐朝的文化又显示出了一个新的特征，那就是文化的兼容并进。
隋唐时期的艺术不仅仅局限于民族艺术的发展，更广泛吸收外来艺术，书法绘画，诗歌舞蹈，多种多样的艺术活动在盛世中高歌并进，到了大唐，艺术风气显得朝气蓬勃，富有创造力与极强的审美特征。这样的艺术图景与唐人因强盛国力所产生的文化自信息息相关，而在这样宽容与兼并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唐代的艺术创造者，或称匠人们，也兴起了十足的造像热情。
东崖大佛 麦积山石窟
当然了，隋唐时期的整体社会环境也是使石窟造像兴盛的原因之一。稳定的政治环境，蓬勃的经济环境，多元的文化环境，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加之玄奘法师取经归来后对佛法的宣扬，佛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之相对，佛教造像迎来了新一波的建造热潮。
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当属其中最为宏大、壮丽，最具有艺术代表性的石窟造像。
卢舍那大佛是由唐皇室出资并请高僧善导监制完成的，建造历时三年零九个月。卢舍那大佛面型饱满方正，长眉细目，双眼微睁，向下俯瞰，嘴角微微翘起，带着含蓄而温和的微笑，他的表情祥和而安静，却于慈祥中透露着令人崇敬不已的威严。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
从卢舍那大佛我们便能够一窥隋唐石窟造像的几个典型特征，与魏晋时期骨相清丽的风格截然不同的是，隋唐时期的佛像雕塑一般都面容饱满，身躯强健，气势恢宏，神情既庄严神圣，又流露出慈悲关切，神形兼得，气度非凡。
胁侍菩萨彩塑 莫高窟
莫高窟彩塑也同样是唐代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品。莫高窟，又称千佛洞，虽始建于前秦，但在隋唐才达到全盛发展，其造像多为群像组合，衣饰华丽，动作微妙且精准，人物动态丰富，不同的塑像人物有其各自精确的表情传达，菩萨慈悲，力士怒目，唐代艺术崇尚造像写实与注重华丽美感的艺术风格在此得到了蔚为壮观的展现。
胁侍菩萨彩塑 莫高窟
■ 世风人情——两宋
经过五代的动荡与朝代更迭，宋朝的统一让中原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得到了回春，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盛况空前，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城市经济不断发展，两宋时期的社会风气、文化思潮也逐渐向世俗化方向改变。
城市经济的发展变革也同时影响到了宋代佛教的传播与佛教艺术的风格展现，此时的佛教石窟造像，主要的特征便是“世俗化”，当我们观看宋元时期的石窟造像，我们会发现，佛的形象与往代相比似乎更似世俗常人的样子，在神情中隐隐流露出世人的情感。
毗卢洞文殊全身像 大足石刻
从麦积山石窟中的“释迦会子”像中，我们便能够感受到佛陀的人世情感。“释迦会子”像位于麦积山石窟第133号窟室，由释迦牟尼和他的儿子罗睺罗的像组合而成，佛祖抬起右手伸向罗睺罗，手心向下，仿佛想要轻抚爱子的发顶，罗睺罗低垂双目，双手合十，小小的身体恭敬地静立着，等待着父亲的爱抚。
释迦会子像 麦积山石窟
匠人将父子相会的场景定格于此，足以显示出古代劳动人民的巧心妙思，虽是静态的雕塑，却流于动态，我们仿佛能够从这片刻的相遇中感受到佛祖与子相会后复杂的心境，感受到佛祖对儿子无法言说的慈爱与柔情。
四川大足石窟是始建于唐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盛于宋代的大型石窟建筑群，在大足石窟内，保存着数量众多，艺术价值极为丰富的宋代造像，大足石刻中菩萨像的数量最多。北山石窟中的日月观音像，又被称作六臂观音，衣物纹饰繁复华丽，雍容华贵，神情温和端庄，姿态端庄优美，皮肤肌理圆润柔美，面部表情雕刻地尤为细腻，仿佛正在温柔的微笑，不禁让人由衷地赞叹古代匠人巧夺天工的雕刻工艺。
日月观音 大足石刻
同样位于北山石窟中的普贤菩萨，坐于白象背上，宝冠配玉，衣袂飘飘，姿态端庄，落落大方，微闭双眼，仿佛正在沉静深思，更显文静与秀美。而这尊普贤菩萨像也由于其东方女性的娴雅静美而被称作“东方维纳斯”。
普贤菩萨 大足石刻
中国的石窟造像艺术，不仅仅是佛教精神的凝聚，更是各时代文化精神的展现，中国人民独特的审美意趣和审美观念就包含在这卷徐徐展开的艺术图景中，不同于绘画，不同于典籍，而是以这样生动立体的方式带我们敲开了佛教艺术的大门，书面表达尚不能表述出造像精美的万分之一，图片只会将塑像变成平面化的刻板展现，如果亲眼观仰，直观塑像所带来的美的冲击，相信又是另一番美的思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