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哲学起源很早，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丰富而又深刻，秦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所以，外来文化要想进入中国并在中土落地生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佛教的传入并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结合，融合成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形成了禅宗这一中国化的佛教流派，这是一项文化创举，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创新形态，是对古老传统文化的革新。而以慧能思想为代表的禅宗佛教哲学，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思想。慧能对于中国佛教哲学的贡献是其他佛教理论家所难以比拟的，慧能使禅学理论成了与儒家、道家一起，成了在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三大理论思潮，慧能的思想贡献是很值得探索的。
慧能（638～713年）所生活的时代恰逢是唐代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很大发展，而在文化思想方面是比较开放的，这为外来佛教的传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慧能
玄奘（600～664年）西天取经就是为了引进佛学思想，而当玄奘取经归来，正集中力量在翻译引进的佛学经书时，慧能进入青年时期，开始修道传禅。当时，开放的学术气氛，使佛教各宗派在中国传播开来，而慧能赶上了一个佛教发展繁荣的重要时期。
在慧能年轻时代，中土已经有窥基（632～682年）传播着唯识宗，使唯识法相一时成了显学；有法藏（644～712年）盛弘华严之学；有善导（613～681年）对于净土教的弘扬；有道宣（596～667年）促进南山律宗的传播；有义净（635～713年）历游三十余国之后，携梵本经论约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阳，并在长安、洛阳主持翻译活动，译经、律、论达六十一部之多。还有湛然（711～782年）弘扬天台宗等。
慧能遇上了佛学繁荣兴旺的开放学术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有一个好处是遇到了佛学义学的繁兴，方便于接受各种佛学理论，能增学识，长见识，接受新理论；可是，在另一方面，却也遇到了不利的方面，即：当时的佛学研究者遇到了多种宗门同时传播，感到难以适从，不知该学什么？该接受什么？容易舍本逐末，且过分重视理论解读。
唐代名僧、华严五祖圭峰宗密（780～841年）曾对这一理论状态分析说：“达摩受法天竺，躬至中华，见此方学人多未得法，唯以名数为解，事相为行。”(《禅门诸诠集都序》卷一)可见，达摩进入中土时，已经意识到中土修佛者“多未得法”的状况。可是，一直到慧能传禅之前，佛学界仍存在着重视认知解读而轻视证悟的倾向。佛学原本该是证悟之学，过分重视认知，是有所误。慧能之前，直到慧能传禅，才让佛学转向证悟之道，强调“顿悟成佛”，使中国佛学思想焕然一新，使禅宗完成了中国化的理论建构。
慧能最显著的理论贡献是在外来佛学与中国传统思想交流、碰撞之时，创立了禅学佛教南宗，真正实现了佛教理论的中国化，使禅宗成了与儒学、道家等并列的重要的思想流派。
慧能修佛之时，正值佛教各宗派广泛传播之时，佛学在中国开始繁荣起来，但是，佛学理论仍然坚持外来佛教的基本宗旨，佛学理论虽然也借助于道、玄、儒而传播，但是，佛教还没有能真正融合中国传统思想，只有到了禅宗六祖慧能的理论出现，才真正做到了佛教理论的中国化。
禅宗之所以能成为最中国化的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玄思想影响的结果，而慧能成为禅宗的六祖，南宗成为禅宗的主流，这具有双重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南宗标志着外来的佛教真正在中国本土能落地生根，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南宗代表着佛教开始演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具有了中国的理论特色，显然，南禅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据说禅宗已经传承了二十八代。据《五灯会元》记载，禅宗的初祖是摩诃迦叶，他得到了世尊的真传，佛典曰：“世尊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五灯会元·七佛·释迦牟尼佛·卷一》）
这一个故事表明，从摩诃迦叶开始，禅宗的传承就属于“微妙法门”，世尊以“拈花微笑”传授，重点就在于“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蕴含着禅宗的根本追求。
这是在佛教进入中土之后所逐渐形成的“教理”革新，即警惕文字概念。佛学家们意识到语言文字的有限性与所传达的佛学思想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难看出，这种革新与道、玄思想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
禅宗典籍的编撰者在讲述初祖的故事时，突出了“教理”不靠文字流传而靠以心传心的特点，其依据是“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这说明要把握“佛理”与借助于文字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识字也可以悟佛，不用文字或许还悟得更彻底。
这一认识是佛教进入中国后的一次大变革，而这变革是由慧能实现的。
摩诃迦叶之后历经二十八代，传到了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到了中国，他途经金陵，会梁武帝，但缘分不合，谈法不欢，于是，菩提达摩渡江到了少林寺，在那里面壁十年，悟佛传法，成了中国禅宗的始祖。之后，由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传承下来，完成了中国禅宗“东土五祖”的传承脉络。五祖弘忍门下有神秀和慧能，各立宗派，慧能在南方传教，神秀在北方传教，禅宗分成了南宗与北宗。
神秀是博学才子，后来成为五祖弘忍的弟子，可是，神秀虽然传教很有影响，但却没有能继承弘忍的衣钵，慧能开创的南宗在悟禅方面更符合五祖的要求，南北宗的争论最后以慧能得到了弘忍的衣钵而宣告南宗占了上风。
慧能悟佛更深更透彻，据说，慧能早年卖柴时听人诵读《金刚经》，便能一听即悟。还有，慧能初见弘忍时，便能说出“唯求作佛”的理想，并向弘忍表示：人虽分南北，而佛性无南北，獦獠与和尚有别，但佛性无差别。
之后，慧能作了一偈，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由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佛之悟，远深于神秀所作的偈，在慧能眼里，“无树”“非台”，“由来无一物”，而神秀写所写的偈却仍有“树”有“台”有“尘埃”，他的偈是：“身是菩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相比较，慧能所悟更“空”。
于是，五祖弘忍将法衣秘传于慧能，让慧能秘密离开，要知道，当时北宗已成气候，颇有势力，慧能只能到南方，后来使南宗得到了大发展。
南宗的创立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革命，它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完成，而慧能在佛教禅宗史上虽为六祖弘忍的衣钵传人，虽被尊为“六祖”，而实际上，禅宗的根本教理是由他所创立的，他才是使禅宗具备基本特色的“南宗”的真正开创者。
从慧能开始，禅宗有了有创新意义的各种新观点，如“直指本心”“顿悟自性”“见性成佛”，以及“担水劈柴，皆能悟道”等，禅宗的思想越来越中国化，越来越走向平民化、世俗化。
显然，慧能的南宗理论融入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中国古代哲学历来重视直感、体悟、感受、品味等，而慧能的“顿悟”修行方法与这些文化因素的影响有关。慧能一部《坛经》能让人感受到浓厚的中国文化的特色。
悟
慧能的另一大贡献是提出了“顿悟成佛”修行方法，实现了佛教的根本性的理论变革，使禅宗学说独具一格。
在慧能之前，佛教的主要理论追求有两个特点，一是向“外”求佛，将“佛”与“我”分离开来，从内心之外去求佛，通过修行而去除内心的杂念，悟道成佛；二是通过渐进的方法来修行，借助于拜师、念经、捐赠、苦行等来悟道，而这并非瞬间所能修成正果的。
慧能对禅学思想实行了大变革，提出“顿悟自性，见性成佛”。慧能在大梵寺第一次升坛说法时，就很明确地对大众宣示：“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坛经·行由品》)而他对佛学修行的这一新的宣示，代表慧能的南禅为禅宗带来的新变革。之前，慧能在五祖弘忍处得了《金刚经》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已经有所感悟，后来，他悟到了“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证悟本旨。
随后，慧能对“不离自性”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何期自性，本来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坛经》)
这是对“自性”做了深刻而全面的解释：
第一句讲“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主要是指：不用去想去悟，自性本来就清净，没有被染污过。自性乃真心，真心无妄念，妄心是染，自性无染，染是迷途，迷而忘真，不觉自性。
第二句讲“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主要是指：大般涅盘，不生不灭，佛教讲永生，而自性就是永生，本就不生不灭，若有生死，乃是迷误。失去真我，务必找回，以复归自性。
第三句讲“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主要是指：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此为自性，自性即有智慧，本具智慧。世尊于《华严经》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指的就是自性具足。
第四句讲“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主要是指：心本是定，乃正定，真心本定；不定是妄心，非真心；真心本定，从未动摇。汉语把对梵语dhyana音译的“禅”和对梵语samadhi 意译的“定”连在一起，称为“禅定”，就是强调专注、专心，不动摇，不妄乱。
第五句讲“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主要指的是：自性是真心，能生万法，而妄心不能生万法。妄心能变，乃阿赖耶所变，变出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但非真心所变。真心生万法，万法属真心，并未离自性，真相依然是真，万法仍属自性。
显然，慧能从心性论出发，揭示了人的心灵的高度自觉、高度的自我觉悟，人心的“自性”本质，就是能悟本真，能透过迷情，能去除妄念，能自觉悟道。如此一来，修道求佛就用不着向外去求了，完全可以靠“顿悟自性”来完成。
人之所以不能把握“菩提自性”，之所以不能悟到“本不生灭”“本无动摇”“本自清净”，是因为一动念即处于自与他相对的境地，未能“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因而存有妄念，未能顿悟。
在《坛经》中，慧能一再强调只有“顿悟自性”，方能“见性成佛”，他从各个角度阐述这一观点：
“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坛经》）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坛经》）
“若起真正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坛经》）
慧能反复强调“顿悟”对于“识心见性”的重要性，但他的用意并非将“顿悟”与“渐悟”对立起来，在他看来，“顿悟”与“渐悟”并无本质区别，皆是用来“识心见性”的，他说：
“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坛经》）
慧能强调“顿悟”的修行方法，实现了禅宗佛学的三方面变革：一是将“佛”与“我”合二为一，引导大众向“内”求佛，强调“即心即佛”，因此，外向求佛被慧能转向了内心求佛。求佛靠自觉自悟，成佛在人间，而“顿悟自性”是根本。二是原本被佛学隔离开来的“此岸”与“彼岸”、“出世”与“入世”被慧能统一起来了，在慧能看来，修佛不靠苦行，成佛不在彼岸，而觉悟就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之中。慧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其三，成佛不靠长期修行而靠自觉顿悟，如果说北宗更注重成佛的长期经历，重视经历千劫万难才能悟道成佛的话，那么，慧能却认为成佛就在当下顿悟，那一瞬间，自觉自悟，便能见性成佛。所以，南禅的观点是：没有必要用很多时间去念经、苦行、拜师、渡劫、轮回，只需顿时一悟，便能立即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