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历来在我国未获得应有的承认，雕塑家默默无闻，不如书画家那般千古流芳。想来自古都将雕塑归入匠人的活计，也无需作为一项比肩书画的艺术来对待。
中国最早的优秀雕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当石器玉器不作为普通用具而制作时，自然就作为一项雕塑艺术在发展。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是通天通神的雕塑艺术，5000年后的今天，甚至再往后5000年的未来，无论放到哪个时期，都依然是非常当代的艺术。红山的匠人们是否在那时就已用尽了后人们创作的灵感？
商周的青铜，是雕塑。汉代建筑上的浮雕，也是雕塑，但这毕竟还是依附于建筑的石刻。中国雕塑的新篇章，要从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翻开。 虽说佛教自西汉时就已传入中国，却未即刻广泛传播。然而佛教真正盛行却已是南北朝时期的事了。
原本释迦摩尼在灭度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佛教都无礼拜之风。大约在公元后一世纪，犍陀罗古建筑中开始有佛像雕刻，而犍陀罗艺术深受希腊影响，犍陀罗美术早期又对中国佛造像影响巨大。
犍陀罗石雕佛首像 高32cm 作斋美学馆藏
然而佛造像在中国，不论是统治者的需求还是审美的需求都决定了要走符合本土审美的道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中早就对中国的艺术审美有了定调。执着于现实中表象的都算不得上乘，根据现实提炼概况再创作的才是形而上的艺术。
瑞典学者喜龙仁，在《中国雕塑》一书中，拿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和中国佛造像做了一个比较，认为中国佛像平静和谐，超脱于离心力，不刻意表达戏剧性的张力，在艺术水准上达到了非常了不起的高度。相反文艺复兴的雕塑却在个性刻画上走得太远，始终不过是停留在生命表象之上的刻画。
北魏石灰岩彩绘贴金佛首像 高27cm 作斋美学馆藏
每次看着这尊佛首，就想这应该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模样，这位鲜卑族皇帝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鲜卑族认为：要统治汉族就要废除农田，天下粮田均恢复成牧场，这样就可以确保鲜卑族在熟悉的游牧文明下达到长治久安，那么汉人就只能全部被杀或是成为奴隶。 孝文帝非常伟大，他认为战争上鲜卑人赢得了胜利，但文化上汉人才是老师。于是，他一系列操作不谓不神，迁都洛阳，鲜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汉服；官方禁用鲜卑语，改说汉语；鲜卑籍贯改为洛阳，贵族死后葬于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提倡与汉族高门通婚。孝文帝为了推广汉文化，不惜以彻底清除本民族文化为代价，作为首都的洛阳，当时集中了全国的文化精英。因孝文帝大力引入礼教改革北魏的风俗文化，佛教在当时得到了空前发展，形成了鲜卑与汉族共同的信仰的宗教形象 。如果说北魏佛造像也是以统治者面相而作，那应该是孝文帝的模样。
北齐石灰岩彩绘贴金佛首像 高29cm 作斋美学馆藏
北齐是一个腥风血雨的时代，黑暗、荒淫、暴政，前后虽经历了六帝，但时间却只有短短二十八年。但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王朝，却也并非一无是处，文宣帝高洋坏事干了不少，却修了一部《北齐律》。这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法律，对后世中国法系起到了重大作用。并且在这黑暗的二十八年里，北齐的石刻匠人们却创造出了世间最美的佛像容颜。经历了北魏的传承与发展，北齐的造像技艺已趋成熟，相比北魏佛相的秀骨清相 ，北齐佛相面容更温润、更内敛。
南北朝时期的佛与菩萨，开相都追求宁静与欢喜。笑容是表象，欢喜是内心，北魏佛像的古风笑容下，除了沧桑，更多的是自信与释然；而北齐佛像的面容恰恰是一种对内心极致宁静的追求，或许也只有那个极黑暗的年代，才会激发了匠人们着重于对内心的刻画，一丝一毫都倾尽心力，那是一种对安定、对祥和、对平常日子的深深渴望。
北魏北齐佛造像衣纹对比
北魏佛造像一般着羊肠大裙，是“吴带当风”的感觉；北齐佛像衣着一般以贴身而富有韵律的线条来表示，则完美诠释了什么是“曹衣出水”。中国宗教雕塑在对“天王、力士”一类题材的创作中倒是有对骨骼肌肉的刻画，而佛像雕塑则与写实相去甚远。佛与常人毕竟不同，没有肌肉、没有锁骨、肩胛骨，连手部造型也追求各种手印的姿态，却非自然的手指结构。北齐佛像更是在衣饰纹理上做减法，这种表现手法完全是为了给观者一种非常纯粹、空灵的体验。
北齐佛立像 此件虽为残件，却是北齐佛造像上乘佳作 灵隐博物馆藏
如今，能读懂中国佛教雕塑的中国人却极少，中国佛教古雕塑应当成为一门更普及的学科。既要排除排除宗教成见，也要从虔诚礼拜的情绪中抽离出来，去真正欣赏佛像艺术本身的价值。去理解佛像的庄严与凝定、自信与从容、弥散着智慧的安详。
唐汉白玉菩萨坐像 高53cm 作斋美学馆藏
中国佛教造像，是一种超越于自然写实的艺术，如果按写实要求，找一人物模特按形象雕刻，至多也只能做成似一罗汉形象。但佛不同，佛之形象虽自人的形象转化而来，但面貌已经过提炼、概况、升华，从而眉额、耳廓、发髻、手、足，全是佛、全身无不是佛之相，每一处都打动着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