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传播总是与文化交流相关联。世界性的宗教，例如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应属文化交流范畴。可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无情的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事情并不这么简单。19世纪的西方传教团体受其宗主国政府的控制，使向外传教活动与当时的殖民主义扩张紧密相连。他们凭借军事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派遣人员深入我国内地进行活动，同时也利用传教事业扩张其政治势力。“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是许多有良知的西方历史学家、教会人士都承认的事实。
当时，外国传教会除了在人事上、组织上、经济上对我国教会进行控制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教来传播为其政府侵略政策辩解的思想。基督教由于在欧洲扎根的长期历史，与西方文化相当融合。西方传教士到我国传教，带来了当时先进的西方文明、科技。可是，人们却很少想到他们在“传教”活动中所传播的有些具体内容，对民众起着什么样的社会后果。例如，他们鼓吹中国贫弱是因为不信基督教所致，中国只有跟随西方才有出路；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等等。这些以宗教语言掩盖着的西方至上的理念、价值观以及政治观点，严重损害了中国基督徒的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基督徒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是为了使基督教摆脱外国的控制和利用，成为中国基督徒独立自办的教会。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内容是不变的，但具体阐述它的神学却有不同的思想导向。发起“三自”爱国运动的吴耀宗先生认为，“三自”中的“自传”，就是要中国的信徒“自己去发掘耶稣福音的宝藏，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具体说来就是要消除西方殖民主义的思想影响，把宗教信仰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相结合，以利于增进与全国人民的团结，促进中国社会进步。近年来，丁光训主教倡导的神学思想建设，也是要求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是丰富的，不反理性的，比较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它能帮助信徒树立比较和谐和言之成理的信仰和见证”，使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在21世纪的今天，形势与过去迥然不同，世界格局也已发生急遽变化。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但是西方大国要抑制中国的企图仍很明显。近年来美国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而他们所鼓吹“人权”问题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借“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来干涉别国的内政。根据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美国国务卿、国务院每年两次要向国会提交国别人权状况的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在过去几年的报告中，都点名攻击中国“迫害宗教”，借此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并鼓动中国国内的违法活动者反对政府。这些都说明宗教问题仍被他们利用作为对付中国的重要策略之一。
受西方反华政治势力支持的传教团体还派遣一些人员以教师、学生、商人、专家等各种名义进入我国进行传教活动，其中包括潜逃到外国的民运分子；并且以扶贫、开发西部、经济捐助等多种方式来建立并扩大活动据点，千方百计联系并支持国内反对登记的、分散的、违法的宗教活动。这类以宗教方式进行的渗透活动经常以宗教语言来传播攻击我国政府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言论，例如鼓动信徒孤立地引用“听神的，不听人的”经文来对抗国家政策法令，以“美国富强因为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超越国家、民族界限”来进行“西化”、“分化”活动等等。
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首席记者在最近写的《耶稣在北京》一书中特别强调，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将“改造中国”，“使中国成为美国的下一个盟友”并“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他已经赤裸裸地把“传教”与美国主盟世界的政治目的融为一谈了。
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言论与行动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利用基督教”进行对外扩张的做法，尽管表现不同，实质又是何其相近！
作为宗教，正常的传播与发展有其规律，应该充分体现宗教信仰自由。事实证明，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迅速，根本谈不上什么“受迫害”。为了保证我国基督教的独立自主，基督教界在扩大对外交流的同时，坚持“三自”原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发扬基督教的积极教义，引导信徒成为好基督徒，又是好公民，为社会主义社会多做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形势下，境外利用宗教的渗透势力已经把他们的触角伸向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向文化、学术、教育、出版等各方面提出了“文化宣教”、“文化浸透”的口号，竭力扩大其思想影响。在文化多元化的当今社会，我们需要通过文化交流吸收西方文化中有益的内容；在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下，我们也不必谈宗教色变，问题在于如何识别并抵制西方文化中借宗教形式传播的、有害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容。当前，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任务仅由宗教界来担负是不够的，亟须各界人士对于识别正常的宗教活动与利用宗教的行径有共同的认识和协调行动。
基督教界坚持独立自主的努力需要全国人民的支持，因为敌对势力利用宗教的最终目的，并不仅在于控制宗教本身，它的着眼点是改变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的发展方向。